第二章 松永太和绪方纯子（1 / 2）

第二章 松永太和绪方纯子

交往时的松永太和绪方纯子

筑后川流经福冈县久留米市安武町的广袤农田。农田地带的一隅，有一个村落，十五座房屋密集排列。在农村，这种光景并不少见。不过，这一村的居民一大半都是亲戚关系。不少房屋的大门或是玄关处，都挂着相同的姓氏标牌，也表明了这一点。这片土地世世代代都属于绪方家族，这里的居民三分之二都姓绪方。

村子中最好最气派的房子，是绪方纯子的父母家。他们家是绪方一族的正支本家，世代以种植生菜为业。纯子的祖父绪方继当过村议会的议员，父亲绪方誉是农协关联机构的副理事。母亲绪方静美同样出身于久留米市的农家，毕业于当地有名的高中。后来，她在村消防会议上和誉相识，并在昭和三十六年（一九六一）嫁到了绪方家。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二月二十五日，长女纯子出生。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一月二十六日，次女理惠子出生。

案件发生后，绪方家族的人都拒绝接受任何采访。我向非绪方家族的当地人询问的时候，每次得到的都是相似的回答：“绪方家族从来就没有不本分的人，也从来没有出过一个不良分子。”特别是纯子的娘家，更像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典范，一直维持着“严格”“保守”之类印象。

例如，和绪方誉关系亲近的一位久留米市议会议员是这样讲述的：

“誉纯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从来没有任何负面评价。工作上是务实型的，而且能力出众，他曾经为我的竞选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誉年轻的时候在民营企业工作，担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听说很有威望。静美作为贤妻良母也有口皆碑。据说，在誉刚结婚的时候，大家都交口称赞，说他娶到了一个聪明而漂亮的新娘。誉自己也常常以家有贤妻而自豪。

一位与静美关系亲近、住得也较近的主妇，也作出了同样的描述。她说：

“反正，他们夫妇是非常本分的人。誉先生在农协的办事处任职，静美在一家私营企业的办公室工作。不过，在清晨和下班后，甚至是周日，他们还是要下田干农活，而且是一年到头地辛勤劳作。誉是位有威严的人，但对静美却是非常温和的。静美是位贤良的女子，善于相夫。绪方家的人都自视颇高，静美想必也相当不易，但她完全没有向周围的人抱怨过什么，无论何时都是言行得体的，毫无半点差池。”

这对夫妇勤勉如斯，两个女儿自然也受到良好而且严格的教养。据理惠子从小学时代一直交好的朋友回忆，她的父亲总之是非常严格的，两姐妹也都是真真正正的闺秀。她说：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一群朋友去理惠子家玩。我们在二楼聊天，聊得正开心呢。突然从一楼传来她父亲的高声怒喝：‘你们几个，要是不学习的话，就都回去！’当时我被吓了一大跳，也非常害怕。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理惠子家里玩。她的妈妈也是很严格的，我清楚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她声色俱厉地责骂理惠子和纯子。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家人的印象就只有‘严格’。”

据这位好友说，相比较而言，姐姐纯子是更为本分的，不论校服，还是发型，都完全遵照学校的规定，是个真正的优等生。在学生时代，应当是连恋爱也都没有谈过的。和纯子比起来，理惠子是活跃的，也喜欢玩，但在父母面前还是很端庄文静的。当时，理惠子的朋友圈子中流行把校服的裙子改长，但只有理惠子说“怕被家里人责备”，所以她的裙子还是和原来的一样，只是在制服的飘带上加了一点修饰。

两姐妹从不叛逆，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纯子从女子短期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幼儿园教师。理惠子从职业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牙科卫生师。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她们姐妹俩都颇得好评。纯子曾经工作的幼儿园的前园长，对她不吝赞美之辞，说：“她对孩子们很温柔，对家长也很有礼貌，因此我可以很放心地把工作托付给她。”每个人都认为，她们俩一定会一如父母所愿，顺风顺水地度过美好的一生。

但是，因为一通电话，绪方家的命运骤然生变。

昭和五十五年（一九八〇）的夏天，纯子在短期大学读一年级。一天，她接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话。她的高中校友松永太打来电话，说：“上学时，你借给我五十日元。现在，我想把钱还给你。”纯子倒是记得有一个叫松永太的学生，但他在别的班级，而且从来都没有说过话。至于说借给他五十日元的事儿，纯子在自己的记忆里寻来找去，也丝毫都搜索不到一点儿印象。但是，在电话里交谈的过程中，纯子不知不觉地有些沉浸于松永的巧妙话术中，渐渐地放松了自己的戒心。于是，当她听到松永说“我现在就会去你家附近，能见见我吗”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那个时候，松永继承了自家的被褥销售公司，一步走上了青年实业家的锦绣前程。他开着豪华轿车，英姿飒爽地出现在约定的地点。松永真是一表人才，身材高大，穿着入时，脸上浮着温和可亲的笑容。他们去了一家咖啡店，聊了聊五十日元的事情后，他温情脉脉地说：“实际上，我在翻看毕业相册的时候，注意到了你，被相片上的你吸引住了，就毫不犹豫地打了电话。”“你不是美女，但我非常喜欢你那一种质朴。”不过，松永的这些话反而引起了纯子的戒心，纯子对这番花言巧语毫无兴趣。那时，两人出了咖啡馆，立刻就分开了。

两个人第二次见面，是在大约一年之后。松永再次打来电话，说：“好久不见了，不见一面吗？”对于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邀约，纯子没有果断拒绝，而是同意了。那天晚上，松永对纯子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我和一个女孩正在认真交往，也在考虑婚姻大事。”他的意图，应该是要扰乱纯子的心境，让她心神动摇。但是，纯子本来就没有一丁点儿想要恋爱的情绪，因此也丝毫不为所动，只是淡淡地听着松永讲述自己婚事。

但是，就在送纯子回家的路上，松永使出了强硬手段。他把车停在一处黑暗之中，突然侧转身子，迅速逼近副驾驶位，要亲吻纯子。“别这样！”纯子条件反射地抬手一挥，把一记耳光甩在了松永的脸上。松永马上老老实实地道了歉，态度也一下子变得拘谨、正经起来。之后，赶在绪方家晚上十点的门禁时间之前，他把纯子送回了家。

自那以后，两人就完全没有了联系。松永结了婚，纯子也有了一个关系亲近的男性朋友。但是，他们或许真的是被某种强韧的缘分给绑在了一起。两人第三次见面了。

这次也一如此前，松永打来了电话——“好久不见，能不能见一面呀”。那是在纯子二十岁那年的秋天。松永开着车，带着纯子去兜风。在回来的途中，松永或许是连哄带骗，或许是用了强迫手段，把还没习惯与异性相处的纯子带到了情人旅馆。两个人发生了肉体关系。纯子在法庭上讲述道：“在那之前，我完全没有男女关系的经历。不论是接吻，还是性关系，都是第一次。”

两个月后，纯子接到松永的邀请，去参加圣诞音乐会。松永曾经放出豪言，说自己“不仅仅是商业成功，连音乐也是专业水准的”。据说，他组建了一个摇滚乐队，包下了久留米市内的大音乐厅。纯子兴致勃勃地赶到音乐会会场，却看到观众席中坐着松永的妻子，而且她有孕在身。后来，她回忆道：“当时，我看着他妻子的大肚子，心中受到极大震撼。”

对于这份违背伦理的关系，纯子怀着深重的罪恶感。然而，在那之后，她还是继续着与松永的私会。不过，松永的性情反复无常，他们的约会也经常被临时取消。即便是见了面，约会地点也总是情人旅馆。松永对纯子解释说：“我和她的这份夫妻关系不会有好前景的，所以我打算近期就离婚。但是，咱们俩的约会要是被谁看到，再被我妻子知道了，那就离不成婚了。”纯子质问他，如果关系不好，为什么还让她怀了孕？他一脸正经地回答说：“那个可不是我的孩子！”纯子知道，那明摆着就是骗人的鬼话，但就是鬼迷心窍了似的，心里充满着一种奇怪的情绪——“就算那样，我还是想见他！”于是，面对这个情绪无常、动辄爽约的男人，面对这个满口谎言却面不改色的松永，她选择了原谅。

关于当时的心境，她是这样讲述的：

“我努力地克制自己，告诫自己不要沉溺于这份恋情。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婚外情，而且他也绝对不是可以结婚的人，更何况我们家必定是要安排我招个上门女婿来继承家业的。但是，我也有一种对恋爱的向往，想在和父母选定的入赘对象结婚之前，体验哪怕只是一次的恋爱。自己对松永的爱恋越来越强烈，自制力也就越来越薄弱。”

松永也渐渐地用情愈深，与纯子的恋爱越来越炙热。他不再爽约，见面的次数也从每月一次变成了每周一次，而且频繁地赠送昂贵的礼物。约会地点一如既往地仅限于情人旅馆，不过，他对纯子倒是彻头彻尾地温柔以待，而且每次都会在门禁时间之前把她送回家。

松永每天都给纯子打电话，每次都会聊很久，而且在挂了电话之后还一定会再一次打过来，或是温柔地叮嘱“明天的约会地点是某某处哟”，或是轻声细语地说“我爱你”。起初的时候，纯子还觉得有点啰嗦。然而，那日复一日啰里啰嗦的甜言蜜语，渐渐地让纯子心神麻醉。她也越来越深深地相信“自己真真正正地是被爱着的”。餅餅付費獨家

不久之后，松永渐渐开始和纯子谈论结婚的事。他说：“离婚之后，我希望你嫁给我”“我会辞掉工作，入赘到绪方家”“就算是要牺牲掉自己的人生，我也一定要和你结婚”。这些话，纯子全都信以为真。

她回忆道：“听他谈论离婚计划之类的想法，我的心也逐渐为之动摇。原来，我很坚定地认为，因为我们是婚外情的关系，所以是绝对不可能指望着结婚的。但是，我改变了初衷，放弃了那份坚持。于是，在昭和五十九年（一九八四）的暑假，我第一次和松永一起去宫崎旅行。在和松永相恋的日子里，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纯子对住在近邻的叔母说出了自己与松永的恋情。于是，这份婚外情在父母那里暴露无遗了。她遭到了严厉的训斥，被逼迫着立刻斩断孽缘。而且，她的叔叔察觉到松永在调查绪方家的资产状况，甚至还在调查静美娘家的资产状况。于是，他警告纯子说，松永其实是瞄上了绪方家的财产。尤其是静美，更是对松永心怀恐惧，雇用了私家侦探，展开对松永的调查。但这事被松永知道了。他冲着纯子大发雷霆：“你妈这是不信任我啊！”又逼迫着嚷道：“让我去见见你妈！”

纯子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安排了松永和静美的会面，地点定在佐贺县内的一家料亭 。然而，松永表现得彬彬有礼，言谈得体。席间，他一腔热诚地表达了自己对纯子的爱，时而还说些轻松的笑话逗人开心，给静美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第二天，松永又邀请誉在料亭用餐，并且再一次扮演了优秀青年的戏码。就这样，在松永的怀柔策略下，纯子的父母彻彻底底地被征服了。纯子回忆道：“尤其我妈妈，对松永是十二分的中意，甚至完全地赞成我和他的交往。”

大约三个月后，松永以与纯子联名的形式，拟订了一份“婚约确认书”，表明“和妻子离婚，并与纯子结婚”的主旨，又在造访绪方家的时候，郑重其事地递交给纯子的双亲。松永许诺说，可以入赘到绪方家。对此，誉作了谨慎的回应，但静美则表现出极大的欢迎，甚至反而请求似的说道：“希望你尽快离开你的妻子，尽早和纯子在一起。”

然而，就在那之后，松永和纯子的关系却渐渐地发生了变化。

松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对纯子抱怨道：“我在音乐方面是极有天赋的，东京的一家音乐事务所邀请我加盟，但我不得不入赘到绪方家，无奈之下也只好拒绝了东京的邀请。”松永的话，让纯子感到了内疚。另一方面，他对离婚的事却态度消极，说：“我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得到了女方父亲在资金上的巨大支持。所以，尽管我想离婚，但其实是难之又难的。”

而且，暴力开始了。

当纯子提到自己以前曾经相处亲近的男性朋友时，松永突然神色大变，暴跳如雷地吼道：“你欺骗了老子啊！”纯子赶紧解释说，自己和那个男人绝对没有发生过性关系，而且在和松永发生性关系之后，就和他干干净净地断绝了来往。然而，松永就是充耳不闻，只顾一个劲儿地斥责纯子是脚踩两只船。他抱怨道：“你其实早就不是处女了！第一次和我睡的样子，根本就是荒诞的表演！”然后，他又把那个男人叫到了酒店，带来自己的手下，在纯子的面前，动起了私刑。

对纯子的第一次施暴，是在车里。松永借着一点儿微不足道的理由，一下子就情绪激动起来，突然地踩了个急刹车，又命令纯子开车。纯子握着方向盘，却遭到松永的殴打。他用拳头捶打纯子的手臂，又脱下皮鞋，用鞋打她的头。之后，暴力迅速升级——拳打脚踢，抓着头发狠狠地拽来甩去，用五六册捆成一捆的“善邻” 地图册用力地砸后脑勺。

他还命令纯子把所有日记都拿来，在酒店房间里照着日期逐日地检查，一边责问“这个是谁”“这是什么意思”，一边又拳脚相加。这样的施暴，起初是每周一两次，不久后就变本加厉了，乃至从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说，他打破了绪方家的门禁时间规定，持续地对纯子施以暴力。

久而久之，纯子陷入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她认为是自己不好！

她回忆道：“起初，我认为自己本身的品行，并没有恶劣到必须要接受暴力惩罚的那种程度。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追问具体的细节，一遍又一遍地被质问同一件事，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开始怀疑自己，认为确实可能是自己错了。现在想来，这种心理正是松永的精巧话术诱导的结果。但在当时，我已经深信不疑地认为是自己不好。”

这是一种典型的受虐女性（家暴受害女性）的心理状态。当一位女性和她的丈夫或者情人置身于一种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封闭世界里，如果她被施加暴力，并被教训说，“你是错的！所以我才要这样对你”，那么女性一般情况下会被灌输进一种自我谴责的情绪。她的自尊心会被摧毁，逐渐在心里生成这样一种自我印象：“自己挨打，也是理所当然的。”渐渐地，受害者会失去抵抗的想法，忍受着严酷的暴力，并顺从于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受害者的自我规训得以完成。

松永熟知这种心理暗示的作用，并以极其冷酷的手段，实现了对纯子的极其完美的操控。

连续数日的暴力和谩骂，折磨得纯子体无完肤，精疲力竭。之后，他又强硬地要求在纯子的身体上留下烙印和纹身。而且，每一处都是同一个字——“太”。这件事发生在昭和五十九年（一九八四）的年底，是他们开始正式交往后的第三年。

当检察官问到烙印的时候，纯子果断地回答说：“最后我自己是同意了的，我认为可以说是我本人的想法。”但是，那不可能是她自己作出的积极性的、主动的要求。纯子因为与男性朋友的关系而遭受暴力的时候，仿佛是要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反复向松永恳求道：“求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你才相信我。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

在情人旅馆里，松永说：“如果你那么爱我，那么想让我相信你，应该不介意我在你身上打下‘太’字的印记吧？！这点事，应该能做到吧？！”纯子沉默着点了头，脱掉衣服，裸露出身体。松永把点燃的香烟，紧紧地贴近了纯子右胸的皮肤，灼热的烟火缓慢地移动，烫伤的痕迹画出了一个“太”字。几天之后，在情人旅馆里，松永把赤身裸体的纯子狠狠地暴打了一顿，又命令道：“好了。躺下！”然后，他在纯子右大腿根部的外侧，用安全别针和墨水，细密而深刻地纹了一个“太”字。

关于这个纹身，纯子坚称自己并没有同意。她说：“这个纹身，是在我搞不清状况的情况下被刺上的。”但是，如果纹身是在完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完成的，那应该是因为她当时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反抗的力气。纯子后来讲述道：“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身上留下伤痕就等同于丧失了未来的希望。”

不仅如此，松永还命令纯子挨个地打电话给她的家人、亲戚和朋友，并且一定要她以某种方式故意激怒对方。在纯子打电话的时候，松永总是在她身旁，耳朵紧紧地贴近话筒，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边在纸上写下用于回答的话，并让纯子照着纸条读出来，朝着电话那头骂出污言秽语。纯子后来回忆道：“那些话是违背我自己意愿的，但我还是说了出来。”这些电话招致家人和亲戚们的不满，也使她不得不和朋友们逐渐地断绝了往来。

上文提到过的朱迪思·L.赫尔曼博士所著《心灵的创伤与恢复》一书中谈到：把一个人奴隶化，就是系统性地施加心理创伤，反复造成心理上的伤痛。其必不可缺的条件，则是受害者的无力化和断绝化。也就是说，不仅要使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而且必须断绝一切人际关系。

赫尔曼博士接着叙述道：“只有让受害者自己亲手破坏掉自己的伦理原则，自己背叛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的关系，心理操控的最终阶段才得以完成。”显然玛?丽?，松永对纯子所采取的操控手段，与之完美契合。

在度过那个短暂而快乐的暑假之后仅仅半年，也就是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二月的一天，纯子在幼儿园工作的时候，因为贫血而晕倒了。贫血的诱因是心理疲劳和睡眠不足。几天后，她在家中自己的房间里，吃下安眠药之后，用剃刀割腕，又把手腕浸在盛着水的桶里，睡着了。所幸，家人发现得早，纯子被紧急送往医院，才捡回了性命。

纯子正是要通过自杀这一终极手段，让自己从松永的魔爪中获得解脱。但是，她在讲述自己自杀的原因时说：“我被迫给家人、亲戚、朋友打电话，不得不招致他们对自己的厌恶和嫌弃。我担心自己的存在会让他们就这样一直地苦恼下去，我自己也因此而憎恨自己的存在。”总之，尽管是遭受了如此凄惨的非人对待，她仍然没有憎恨松永，而是自我责难。而且，因为家暴而被深深植入她心底的那种自我厌恶感，显然已经达到了极限，以至于将自己逼迫到要自杀的心理状态。

纯子自杀未遂。但是，松永并未因此而反省自己一直以来的行为。相反，他竟似深刻自省地说：“是我太放纵她了！必须要进一步严加管教。”于是，大约半个月后，在纯子要出院的时候，松永向誉和静美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说：“如果对纯子就这样放任不管的话，说不定她还会自杀，还会更加堕落。所幸她会听我的话，因此请把她托付给我。我会负起责任来的。”

不知道誉和静美是否听信了他的话，恐怕也举棋不定过吧。起初，他们对于纯子刚出院就要离开家的提议是面露难色的，但最终还是被松永说服了。他们在发现女儿割腕而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时候，都要求救护车不要鸣响警笛。可想而知，在意世间体面以至于此的这对父母，自然也会担心纯子回来后是否会再一次引起骚动。或许，这一心理上的薄弱之处被松永看穿了、抓住了，又被他用巧妙的说辞一举突破。

出院后，纯子不得不坐上了松永的车，被他直接从医院带到了三潴郡大木町的一处公寓。那里是松永的公司宿舍和储藏室。在那里，纯子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独居生活。也正是在那里，她又一次掉进了松永的暴力地狱。松永每天都会来这里。他一边殴打纯子，一边责骂道：“你给我好好想想，自杀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大的麻烦”，“如果警察来调查你自杀的原因，也一定会传唤我的，一定会对我不利”，等等。而且，他还恫吓纯子，说：“如果我们的外遇关系被我妻子发现了，你可是会被索要精神赔偿的。”此外，他甚至还用拍立得相机，拍下性交时的姿态。半个月后，他命令纯子辞掉了幼儿园的工作。从那以后，纯子在经济上也被逼迫到了不得不依赖松永的境地之中。

而且，松永更是进一步逼迫纯子从父母家脱离了户籍。

纯子拿着一份文书，久违地回到父母家。那份文书的宗旨是“和纯子断绝关系，从今以后，各不相干”。纯子把文书交给父母，威逼道：“请在文书上签字，并承认我脱离户籍。”面对这样一份脱籍文书，无论誉还是静美都强烈反对，但纯子还是遵照松永的指示，态度强硬地说：“如果不承认我脱离户籍的话，下次我就真的自杀给你看，或者是去泡泡浴 上班。”这个恫吓，毫无疑问地给誉和静美造成了百万吨级的杀伤力。两个人不情不愿地同意了纯子脱离户籍的要求，并向亲友邻里解释道：“纯子实属无可救药。因此，我们决定将她从户籍中除名。”

于是，纯子彻彻底底地断绝了自己与家庭、社会的关联。

不过，松永究竟为什么执着于控制纯子到这种地步呢？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尚且无法看出松永的意图。在法庭上，纯子曾被多次问及脱离户籍的原因，但她的回答一直是“不知道”。

这真的是只有松永才知道答案。但是，即便是从松永的供词中，也依然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意图。松永的陈述和纯子的话大相径庭，分歧集中于纯子和她母亲静美的关系。他一边再现当时的对话，一边细致地讲述大约二十年前的事情。他说：

“她的父母觉察到了我们的关系。纯子就对我说：‘我们无论是继续来往，还是从此分手，我都希望你能见一次我的父母。’于是，纯子、静美和我，三个人约在料亭会餐。当时，静美和我性情投合，相谈甚欢。一个星期之后，静美打电话来，叫我去一家咖啡馆。那天，静美也没化妆，还穿着工作制服。我说：‘这和在料亭的时候可是大不相同啊。’她回答道：‘那是当然。我通常也都是在工作的。’她又对我说：‘你和纯子的交往，她父亲和爷爷都反对。所以，希望你不要再和纯子见面了。’我回答了一句‘明白了’，然后就离开了。

“然后，又过了一周，静美又打来了电话，约我晚上九点左右在公园见面。之后，我们去了情人旅馆，有了肉体关系。主动的一方是静美，是她积极地引诱我。在那之后，我们以每周一次的频率私会，大体上每次都发生了肉体关系。”

这个供述简直是太骇人听闻了。在静美已不在人世，无法听取静美证词的情况下，松永竟然单方面地宣称自己与静美之间有着男女关系。但凡认识静美的人，无论是谁都完全无法想象。

在法庭上，纯子作出了与松永供述有所不同的陈述。她说自己在自杀未遂之后，听松永说：“你的母亲假装担心你，实际上却是来找我的。”听了这话，她对静美感到十分厌恶，并在日记中写道：“我讨厌我们的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液。”在当时，纯子连做梦都想不到松永和静美之间竟然有肉体关系。现在，她冷静地想一想，根据松永的性格足以推测到，必然是松永主动勾引静美发生肉体关系的。纯子甚至全面地维护着静美，说：“松永是个把女人当成工具的人，我认为他们的关系一定不是你情我愿的，而应该是通过强奸的形式才发生的。”“即便母亲在和松永的关系中，哪怕是在一瞬之间感受到了作为女人的愉悦，那我也不会憎恨她。”

检察官在认同松永和静美之间有男女关系的基础上，也主张“强奸”的说法。他在开场陈词中讲道：“（松永）正是利用了静美担心纯子未来的心理，提议在一个没有别人的地方商量分手的事，于是把静美带到情人旅馆，二人才发生了肉体关系。”但是，这一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正因如此，松永利用死无对证这一点，在证人席上理直气壮地大放厥词，说：

“爱情与年龄无关。这也正是爱情的致命危险。我喜欢静美，也喜欢纯子，所以我分别和她们两人同时交往。”

接下来，他把已经不在人世的静美作为关键人物，展开了诡辩，试图一个一个地推翻纯子的证言。例如，关于对纯子施暴一事，他与自己的辩护律师进行了这样一番问答。

辩护律师：“自从你开始与被告绪方交往的昭和五十七年（一九八二）十月，直到被告绪方企图自杀的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二月为止，你是否对被告绪方使用过暴力？”

本站不支持畅读模式，请关闭畅读服务，步骤：浏览器中——退出网页小说畅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