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八 章　风雨兼程（1 / 2）

第 八 章　风雨兼程

1. 婚恋变奏曲

　1949年4月，斯诺的第一次婚姻破裂，与海伦离婚了。这对曾比翼双飞、并肩战斗生活17年的伴侣的离异，使许多友人为之惋惜。在斯诺极度苦闷时，海伦来到他身边，她给他柔情、关怀，重新焕发了他对生活的热情。在异国他乡，他们有过共同的事业，从事中国新文学的翻译，介入中国革命运动，相继闯入“红色中国”，发起“工合”运动。斯诺在事业上的成功也有她的一份贡献。他们相濡以沫，互相关心，相互支持，也有摩擦。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人的分手，说不清也道不明。

　斯诺对海伦的评价是：“她是一位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时常折磨我，又经常给我以启发。她充满活力、创造力，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侣，又是我的批评家。”是的，在斯诺写作《西行漫记》的过程中，海伦坚持把毛泽东的个人生活经历全部保留，确实使该书丰满而具说服力。而且海伦步斯诺后尘，独身闯入“红色中国”，也为斯诺的作品补充了一些新的翔实的材料，使有关“红色中国”的报道更为全面、更加准确。《续西行漫记》使“红色中国”的报道趋于完整。

　他们结婚后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只及一半。战争环境，记者的流动生涯，使他俩在时间与空间上拉开了距离，使他们之间原已存在的某些不协调加剧了。如两人在性格上的不同，斯诺好静而不善言论；海伦更多地表现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好胜心强而爱争论，甚至喜欢唠叨，有时使斯诺感到无奈，在争论中往往是斯诺先退出“战场”。恐怕主要的是他们之间缺乏更多的情感交流，裂痕随着相隔的时间延长而加大。斯诺回忆道：“如果我舒舒服服地沉浸在一个做丈夫的情感之中，我这十年间所干的事业就不会如此非凡……但是，在另一方面，我本不应该这样急地再次出国，不应该在国外呆这么长的时间，以至于使我第二次‘失掉了’美国。”

　海伦对他们之间的离异则是这样认为的：“直到1949年我们离婚为止，埃德和我之间有一个强大的电场。离婚是因为埃德想在生活中另起一个篇章，而他也确实另翻了一页。我依然搞我的研究。”

　经过法庭裁决，两人解除夫妻关系，斯诺必须偿付海伦一笔资金，而海伦则须归还斯诺在采访中留下来的有关的照片的底片和拍摄小电影的胶片等资料。离婚后，海伦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她一直从事有关中国等问题的研究和写作，由于多种原因，她写作的17部书未能出版。她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农舍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由于她在30年代与斯诺一起在中国生活过，并宣传过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麦卡锡分子对她进行迫害，使她失去自由达23年之久。直到中美关系解冻后，海伦才得以自由活动，并且于1972年重返中国，著有《重返中国》一书。她对新中国的变化惊喜不已，在书中她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解放后的中国发生的巨变。她是继斯诺之后首次向世界报道共产党中国，而且是斯诺迫切希望见到但又未见到的情景——中美关系恢复后的中国。

　斯诺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巅峰时期与海伦离婚，而在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之际又与年轻而漂亮的演员洛伊丝·惠勒结婚了。那是1949年5月。由此，斯诺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斯诺后来说：“我的妻子洛伊丝·惠勒设法将料理家务与打印我的大部分手稿结合起来，这并没有导致离婚，因为她是一个特殊的天使。”斯诺在此对他的婚变又一次作了注脚。由此可见，斯诺需要的是贤妻良母式的伴侣。

　斯诺与洛伊丝初次相识是在1946年春末。在一次由演员、美术家、作家联合组织的为战后苏联募捐救济款的联谊活动中（在曼哈顿举办的义演结束后的社交聚会上）认识的。洛伊丝是从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来到纽约“撞鸿运”的年轻演员。她曾在她弟弟的藏书中读到过斯诺的《西行漫记》，这部传奇般的史诗使她建立了对中国的兴趣。从此也使她对此书的作者充满仰慕之情。此后尽管她一直想成为一名百老汇的明星演员，但她对国际问题的兴趣却越来越浓厚。

　社交聚会后，洛伊丝接受斯诺的邀请外出散步。此后，他们经常约会，逐步建立起感情，而且越来越投机。1947年，洛伊斯陪斯诺一起去瑞士旅行，在斯诺患肾炎病住院治疗期间，洛伊丝一直陪伴左右，他们真正相爱了。

　斯诺与海伦离婚后第九天就与洛伊丝举行了婚礼。史沫特莱为他们举行了简单而不乏情趣的仪式，斯诺的哥哥霍德华前来祝贺并充当男傧相。斯诺暂借居史沫特莱的朋友的老式房子。

　新的家庭生活开始了。1952年斯诺与洛伊丝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克里斯托弗，后来又添了一个女儿西安（意即西部平安）。他们迁居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奈登渡口，一年后又迁至新泽西州。洛伊丝在与斯诺结婚以后仍参加电影拍摄工作，斯诺则继续搞写作。已过不惑之年的斯诺不再像以前那样为采访新闻而到处奔波了。相对来说，他有一个感到骄傲的家了，年轻而漂亮的洛伊丝精力充沛，她不仅有自己的职业而且操持着家务，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孩子成为夫妻感情的润滑剂和家庭温暖的促进器。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使喜爱孩子的斯诺深感快乐，也忘却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之苦。斯诺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从现在起，我开始有愉快的圣诞节了。”尽管在经济上他们不宽裕，但在家庭生活上还是愉快的。斯诺仍为自由撰稿人，没有固定收入来维持家庭所需，而洛伊丝的演出收入却成为家庭开支的重要保证。

　2. 风云突变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这句中国哲言，用在斯诺身上恰如其分。从《西行漫记》风行世界到第二次大战硝烟弥漫和战火过后的这十来年间，斯诺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成为世界著名的大记者。他的新闻报道和著作被世界各大新闻、出版机构争相刊行，受到世人的赞誉和钦佩，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都爱不释手。他为此感到自豪。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风云突变后阴霾密布的年代里，他却为此饮下了苦酒。他的文章竟然找不到发表的地方，原有的著作也被从书架上拿走了。他再也不能到世界各地自由旅行和采访，被美国的所谓“奇异案件”所累，受到美国国会的“忠诚委员会”的审查，中央情报局对他暗地里立案侦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来的反法西斯盟友变成了敌对者，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界线分明、森严壁垒。丘吉尔在一次演说中表白了这一点，他说：“铁幕已经覆盖欧洲大陆。”美苏争霸的端倪已出现，由军事对垒而导致政治思想的激烈、根本的对立，各自筑起了防线。在军事上出现了“华约组织”和“北约组织”，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相互冲突与排斥、攻讦；“柏林墙”和“三八线”成为军事的也是政治的分界线。美苏政府各自都采取了抵制异端思想的措施。在美国，随着大战的胜利，一种傲视他国的心理和称霸世界的野心悄然滋长。它把惟一能与之抗衡的苏联视为其实现霸主地位的根本障碍，把共产主义看作洪水猛兽。它不愿意看到再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更不想让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实现。于是，在美国出现了一场抵制和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运动。

　铁幕降下，冷战时代开始了。美国众议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掀起了一场“忠诚调查运动”，对公务员中有同情共产主义倾向的人进行审查、清洗。美国共和党人趁机发难，在竞选中以敌视苏联为契机，以“要共和主义还是要共产主义”的论调大肆鼓吹共产主义的威胁。理查德·尼克松和威斯康星州议员麦卡锡以此掀起全美反共运动，杜鲁门政府颁布了“联邦忠诚法”，设立“文官甄别委员会”。由此，在美国不断出现所谓“奇异案”。凡是与苏联或中国共产党有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关系的美国人，或多或少地受到牵连、指控。斯诺也就难逃厄运了。

　斯诺一如既往地想做他的“世界公民”，报道他想报道的事件，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他在中国的经历和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眼观察，使他感到世界需要和平，落后国家需要得到发达国家的帮助，哪怕社会制度和信仰上不同的国家也应加强联系与合作。尤其像中国、印度、菲律宾这些遭受战争灾难较深重的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在他们重建家园的过程中，更应得到号称“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国家的帮助。但是他太理想化、太天真了，他对他的“山姆大叔”缺乏真正的了解，缺乏新的认识，或者说过于相信自己能说服它了。“山姆大叔”已完全听不进他的话，更不希望再看到他对共产党苏联和中国的报道。当然他也感觉到“山姆大叔”的政策倾向了。

　斯诺在访问战后的苏联时，发现原子弹在美苏关系中的影响，苏联也想拥有原子弹。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斯诺说：“原子弹使人们普遍感到恐惧和不安。”在访问中东地区对，斯诺感到“这里不仅蕴藏着数不清的财富，也潜伏着将来爆炸式的国际争端。美国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将逐渐熟悉阿拉伯地图就像熟悉美国地图一样，而阿拉伯将揭下隔世的面纱，将会和工业化的世界连成一体。”斯诺这一预言式的报道确实是入木三分，具有相当深度的洞察能力。后来，美国插手中东事务，中东争端不息，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时刻没有放弃。

　斯诺在访问战败后的日本时，看到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已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麦克阿瑟将军在执行白宫五角大楼的战略意图。在日本，有关共产主义的文章、书籍的发行、出版开始受到抑制，斯诺的《西行漫记》被扣压达三个月之久。斯诺向麦克阿瑟查问遭否认，尽管后来放行了，但斯诺的其他书在日本的出版被阻止。

　气候要变了！斯诺关注着美国国内的关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问题的争论。在1949年中期，他什么东西也没写。到了秋季，《星期六晚邮报》却希望他写一些介绍苏联的系列文章。但在美苏日益对立的情况下，再写这类文章恐怕不合时宜，可主编海勃斯却坚持要斯诺去写。结果，《晚邮报》连续几周刊登了斯诺写的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一个月后，兰多姆出版公司将文章结集出版，斯诺增写了“序言”和“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一章，取名为《斯大林需要和平》。他指出：苏联的外交政策中的主要因素是从自身的安全保证出发的。苏联在战后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家园，它在东欧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传播共产主义，重要的是结盟设防，保证自身不受攻击。他说他并不是为苏联和社会主义辩护什么，而事实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应以核武器为实力。美国的政策应使苏联有安全感，应该找到和苏联交换意见和看法的途径，恢复相互信任。

　斯诺的文章在《晚邮报》编辑部内引起了争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主编海勃斯决定刊登时附文加以说明，希望美国公民加强对苏联的了解，以促进世界和平。文章发表后，在美国引起了骚动，《晚邮报》收到的读者来信创该报的历史记录。刚开始，读者来信中对文章持赞同和不赞同观点的比例为4∶1，后来变为1∶1。来信中有人甚至又在重复“共产党影响已扩展到某些报刊杂志、电台和电影。”曾作为驻华特使的赫尔利勃然大怒，因为斯诺在文中披露了这位使节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赫尔利怕不利于自己，写信给报社提出强烈抗议。斯诺则以上法庭相回击。海勃斯设法使双方的信件内容未能在大众中公开广泛传播。

　斯诺开始受到攻击。尽管当时的美国还未进入麦卡锡时代，舆论还不是一边倒，但此书已不适合美国国会的胃口，只有“斯大林需要战争”之类的书才能适应此时的美国政治气候。当时也还有人赞扬此书，“选书俱乐部”向公众推荐过它，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称它是“出版界第一次出现的对苏联进行的最深刻的分析。”

　一份发行量有限的反共刊物《平常话》在1947年6月刊登一篇题为“红星照耀独立广场，埃德加·斯诺和《星期六晚邮报》的奇案”的文章，攻击斯诺的访苏报道，抨击其有关中国的报道。更耐人寻味的是克里姆林宫在美国对斯诺攻击时，拒绝给斯诺再次访苏入境签证。斯诺左右为难了。实际上此时他已踏上了风雨交加的旅途。

　3. 与《星期六晚邮报》分手

　在战后的美国谈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色变，进入50年代就噤若寒蝉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党的活动被美国人视为世界阴谋的一个重大事件，他们认为共产党征服了东欧，也成功地征服了中国，下一步莫斯科将策划共产主义进攻美国。从白宫的各级官员到普通的美国人都有岌岌可危之感。美国政府的反共政策一个个出台了，思想界开始禁锢，一切增进对世界的了解和促进世界和平的事业的言行都被视为危险因素。美国在孤立另一个世界的同时，也使自身孤立于世界；不谙外界又想了解对手，但都是通过二三手的不可靠、不真实的材料来描述世界。东方世界也采取类似的手法，这样使东西方两个世界缺乏真正的了解。冷战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争，使人类蒙受了不必要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陷入长达20余年的相互敌视、消耗之中。

　斯诺的新闻报道被蒙上了冷战的阴影，他的关于苏联和中国的报道在“恐共综合症”的美国引起了强烈的骚动，出现连锁反应。斯诺及其报道遭到非议，《星期六晚邮报》怕受牵连已开始转移阵地。本来保守的《晚邮报》在二战前后的风火年代里被世界潮流推动，借助于海外记者源源不断的新闻报道、分析和综述扩大了自己的销量，吸引了广大读者，也为美国人从孤立中了解世界打开了一个窗口。现在《晚邮报》又随着美国政策的变化也要关闭这扇窗户了。

　由此，斯诺与《晚邮报》的关系开始疏远，他在《晚邮报》的地位开始动摇。他感到自己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晚邮报》的指针所向。1947年7月，

　《晚邮报》拒绝刊登斯诺从欧洲发回的两篇报道文章，他认为与《晚邮报》的合作该结束了，于是决定辞去自1943年以来担任该报的副主编职务。

　主编海勃斯很看重斯诺的才华和独到的见解，他不愿意一位合作多年的好记者脱离报社，他复电斯诺：“我们坚决不同意你辞职。”恰在此时，斯诺的肾结石毛病复发了，不得不住院治疗。在朋友的劝告下改手术治疗为药物保守治疗。海勃斯接着又给斯诺写了一封长信，建议斯诺暂停工作休息一段时间，并表示支付其他一切费用但不保留薪水，但在《晚邮报》刊头仍保留其名字。同时建议斯诺不再写有关类似于访苏见闻的题材，避开现实去写一些人情味浓的故事，不要涉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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