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红星》震撼世界（1 / 2）

第 五 章　《红星》震撼世界

1. 出险

　斯诺成功地实现对“红色中国”的采访，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他抓住了苏区与国统区边界松动，交通封锁缓解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进入了苏区。随后局势变化，要进出边界就困难多了。尤其是四个月后，西安局势紧张，斯诺差点出不来了。此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几乎已从所有原来的防线上被撤换下来，被对苏区有敌意的部队所接替，仅剩一个通道口——洛川附近与红军毗邻的边界线上。国民党特务人员已密布于西安城，国民党政府决意再次围剿苏区，所有车辆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方可通行。与其说斯诺担心“死亡可能会粗暴地打断旅行”，不如说无论是进入还是走出苏区都是要冒险的。

　斯诺在10多位红军警卫人员的带领和护送下踏上归途，不能乘车，只能走小道，骑马或步行穿越道道封锁线。他们沿着保安河那狭窄的河岸行进，一路上翻山越岭，跨越山涧沟壑，越过无人区，而且行进速度十分缓慢，一天才走20英里的路程。他们走走停停，不断地接到前站的待命通知，有时一等就是两三天。到第五天，他们才到达苏区的南部边界。再走一天到达洛川，准备与东北军防线的惟一交界点哨卡联络。一辆东北军的卡车停在那儿等待出发，斯诺被送上卡车。斯诺告别护送人员，向苏区作了最后的注视：再见了，红色中国。护送队伍圆满完成使命后往西返回，其中只有一位红军战士化装成东北军人员与斯诺同车东进。为避免检查，斯诺被安排在车厢里不显眼的地方。卡车在路上颠簸一天，司乘人员中途停车吃饭，为汽车加油加水，斯诺则始终不能露面。到傍晚时分，车进西安城，临近西安鼓楼已是黑夜，斯诺要下车了。按照张学良的事先安排斯诺要住进鼓楼招待处。

　斯诺伸过手去，请车上人员把他的包拿过来，可车内空空如也，包不见了。刚想嘘口气的斯诺，心情顿时紧张到了极点，车上人员也着了急，横竖找不到斯诺的包。一个个急惨了，尤其是斯诺急得团团转。没有了包，那就意味着苏区之行是白搭了。包里有他采访苏区的所有记录本和日记本、30个胶卷上拍满了苏区生活方方面面的镜头，还有小电影胶片，还有好几磅重的共产党赠送的杂志、报纸和文件。斯诺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必须找回这个包。这是苏区之行冒险换来的成果，费了很大的心血，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也是苏区人民的重托，也有他的资助者的希望。如果没有它，斯诺将无以为凭，无言以对天下。

　斯诺围着卡车转了半天，突然想起来是怎样丢失了那个包的。原来为了躲避可能的检查，上车时，把包塞进装着破旧枪支的麻袋里；而那些破旧枪支是送到咸阳的枪械修造厂去的，所以在途经咸阳时已全部卸在那儿了，那个包肯定也被遗留在那里面。斯诺回过神来，费尽口舌说服司机开车返回咸阳去取包。可司机表示第二天早晨再去，斯诺坚持立即就去，否则就没了。司机无奈，只能当夜驱车返回到60里外的咸阳。

　斯诺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心急如焚，焦急地等待着。还不知道那个无价之宝的包能否找回来，找不回来的话不仅斯诺是前功尽弃，而且会牵连那辆东北军卡车的司乘人员，牵连到张学良及其部队；更不用说有后来振聋发聩的《西行漫记》的问世，也就没有斯诺的伟大成功。

　卡车司机开车返回咸阳，随车的那位护送斯诺的红军人员与司机一起在堆放废旧枪支的仓库里细心地寻找着，打开一个又一个麻袋，折腾半夜，终于找到了斯诺的包。他们迅速登车赶往西安。黎明时分，司机和红军战士把包交给了斯诺，彻夜未眠的斯诺接过那个宝贝似的手提包，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他高兴地拥抱着他们，近乎发疯似地跳了起来。

　好险啊！天亮后，整个西安城戒严了，所有的交通要道上布满了宪兵和军警，路上行人也很少见到。原来是蒋介石要亲自来西安督阵，发动对陕甘宁边区的新一轮进攻。如果再迟一步，那辆东北军的卡车就难以通过紧闭的西安城门了。真是不幸之万幸了。司机虽然辛苦了，但不得不为斯诺的先见之明而折服。否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此时已是10月22日了，斯诺马不停蹄地离开了西安城，辗转换乘汽车、火车，风风火火地往北平赶。月底。斯诺总算是安全回到了家。海伦形象地描绘了此时的斯诺：“胡子拉碴，又累又饿，香烟、咖啡、鸡蛋、牛奶没有一样不馋，但是却洋洋得意，咧着嘴笑——酷似一只在吞咽金丝雀的猫儿。”

　2. “赤匪”揭密

　四个月的苏区之行，使斯诺真正认识了中国。他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现在又去过了西北的黄土高坡，既了解了国民党政府又了解了共产党的苏区。最终，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从中学到了许多。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斯诺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新的认识，由一般的人道主义、反殖民主义思想，到对共产主义的深刻认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对革命的理解，继而给予宣传。

　从苏区回到北平的斯诺，一方面作些休整，一方面加紧写作。他打算先保密一段时间，可以不受任何干扰。专心致志地整理材料，写出系列报道，并把摄影胶卷和电影胶片都冲印出来，以文字报道和图片展示方式双管齐下，以其客观性、真实性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并且准备将这些报道和图文资料带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发表，以防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而致隐没。他一心想的就是被封锁十年而无人知晓的共产党、红军、苏区的消息，如何尽快地冲破严密的控制网，以亲眼目睹的事实向世界宣告“赤匪”不是匪徒，而是真正的革命者。海伦也予以积极配合。当朋友们来探听消息时，她告诉他们说，斯诺去内蒙旅行还未回来。她也加入了紧张工作的行列。她帮助斯诺打字，校对并翻译他从苏区带来的资料。

　美联社的一则电讯报道打破了斯诺的计划，从西安传出的谣言，使美联社信以为真地转发了消息，说“斯诺落入‘赤匪’之手，当他利用笔记本记录‘赤匪’的情况时遭被捕，并已处决”。大概国民党方面的耳目已有所风闻，担心斯诺的报道会打破他们十年来的谎言，故意制造假新闻，即使斯诺发出报道，人们也会怀疑报道的真实性。一时间，关于“斯诺之死”的话题广为传播，引来了各方关注。远隔重洋的美国堪萨斯城也得到了消息，斯诺的父亲马上托人打听证实消息。英美报刊、出版机构的那些编辑们也着急了，如果斯诺真的死了，那他们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特派记者亲历报道就会成为泡影。于是他们也向美联社提出查询。美联社驻北平的老朋友吉米·怀特更是招架不住了，赶忙往斯诺家里挂电话，向海伦探听虚实。

　看来，斯诺无法保持沉默了，只能提早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了。斯诺从海伦手中抢过电话，与怀特直接通话。吉米·怀特又立即发出电讯辟谣。谣言是被打破了，这下斯诺倒成了新闻人物了。真是忙中添乱，忙上加忙了。

　几个小时后，斯诺作了一点准备就立即赶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斯诺安然无恙地出现在蜂拥而至的中外记者、外交官员和其他官员们的面前。“嚓、嚓、嚓”，镁光灯不停地闪烁，摄影记者们在抢镜头。斯诺用马克·吐温式的幽默语气说道：“死讯对我来说还不成熟，也许是别的人在中国内地被杀了。”接着，斯诺从容地讲述了他在苏区旅行访问中的神奇经历，并展示了他在苏区拍的一张张照片。在场的听众反响异常活跃，有的由衷地认为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闻，因而瞠目结舌；有的对斯诺的勇气深表敬意；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则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性的新闻，就像没有预报的大地震来临了，如惊雷闪电，振聋发聩，惊天动地。中国沸腾了，世界震动，舆论哗然。国民党政府方面矢口否认斯诺到过苏区，他不可能通过封锁线进入苏区，他不可能与他们相处在一起，他从未接触过他们，斯诺的报道是个极大的骗局。当照片发表出来后，证实斯诺到过苏区，国民党新闻局又威胁要吊销斯诺的新闻记者特许证，取消他的采访权。然而日本方面则说斯诺是拿了美国和苏联的双重津贴的间谍，以混淆视听。在背后，国民党人和日本人的探子则悄悄地来向斯诺打听越过封锁线的办法。国民党人还猜测斯诺是乘坐一架俄国飞机到红区的。不然，他们怎么也不能想象斯诺能通过国民党军队的严密防守区进入红区。斯诺只好胡诌：从北平到内蒙，穿越边界即可。

　十年来，没有人对红区，对共产党和红军作过采访、报道，而斯诺是第一位，并且是秘密单独进行的，由此而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某些人的怀疑，本属自然之理。但是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否认斯诺到过红区，则是蓄意混淆视听。

　斯诺不辞辛劳，也不顾中国政府当局及敌视共产主义者的威胁，到处奔波，发表演讲；应邀到燕京大学、北京饭店、美国大使馆、记者招待会上作报告，展示照片，放映电影胶片。他向中外各界人士报告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使听众们为之耳目一新，使这些没有见到过红军和苏区的人，对共产党、红军有了初步的了解。斯诺的演讲报告被刊登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美国驻华大使馆、驻上海领事馆给予相当重视，认为“斯诺提供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情况是最全面、最权威的和最新的。”

　在北平盔甲厂十三号这个四合院里，斯诺把自己关在小书屋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坐在打字机前，“滴滴嗒嗒”地敲打着键盘。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的敬佩之情以及新闻记者的使命感，他写出了一篇篇真实、生动、客观的观察及分析报道文章，详尽地记述着陕北之行的见闻。英美各大报刊争相与斯诺商谈，约稿的信件犹如雪片般飞来。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发表了斯诺与毛泽东的长篇谈话，还把毛泽东头戴八角红星帽的照片首次刊登出来了。《评论报》还加上

　“本报评论”文字。该报发行市场主要是中国，所以在文章和照片刊登出来后，在中国引起了轰动，给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带来了新鲜空气，给民族以希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在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连续几周用头版篇幅登载斯诺发来的有关

　“红色中国”的系列报道。该报社又一次提升斯诺，任命他为该报社驻远东首席记者。

　在美国，无论是保守的右翼报纸，还是左翼的进步报纸都争相发表斯诺的文章，惟恐得不到斯诺的来稿。《纽约时报》和《纽约太阳报》甚至为争夺独家发表权而争吵不休。斯诺曾误以为他们不愿意全文刊载，或其他原因而不发表他的文章，要求这两家报社退回稿件。因而在美国首先刊登斯诺采访报道的是《星期六晚邮报》。《亚洲》期刊的一期中，有一半的篇幅是斯诺的长篇报道。《新共和》杂志则获得了发表斯诺苏区访问报道的四部分文章的机会。保守的而且长期以来是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美国《生活》周刊，却出人意料地用重金取得斯诺在苏区拍摄的照片的刊登权，并且创该刊纪录地连续两期用了11页篇幅刊登了共75幅照片。还有《亚美》、《信使》、《太平洋事务》等报刊杂志也相应刊登了斯诺的一些文章。

　英美这些报刊杂志，在刊登斯诺的报道文章和拍摄的照片期间，使各报刊的读者成倍猛增。他们真正了解了他们急切想知道的关于中共的真实情况。中国政府所宣称的“赤匪”、共产党“共产”、“共妻”之类的熟闻于耳的东西，在斯诺犀利而不失浪漫、诙谐的笔调下黯然失色、自行破灭；国民党的谣言攻势崩溃了。美国作家休梅克后来指出：“看着那些咯咯笑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夫人们，看着那些心满意足的娃娃们，看着那些军服整洁的红军干部们——对于任何人来说，要让他们相信红军只是土匪，真是太困难了。”

　在向英美各报刊提供稿件的同时，斯诺将自己写的一组报道文章交给北平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翻译出版。让中国人自己了解与世隔绝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与人民的情况，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了解共产党人的理想与现实的实践。王福时、李放、郭达、李华春等人立即行动起来，把斯诺在苏区的采访报道赶译成中文，并于1937年3月出版，取名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了避免国民党政府的图书检查，掩人耳目，以文艺小说形式的封面出版。该书一刊行就一售而光，以致一版再版，甚至传抄，影响了当时不少进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此书实际上是《红星照耀中国》的简译本，首次在中国以中文刊行。向中国亿万同胞报告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中国，还有这样一支为民请愿的革命队伍的存在，实乃民族不幸之万幸。

　为了扩大反法西斯主义宣传，扩大民主的宣传，1937年1月，斯诺夫妇与中外著名人士共同创办了英文版杂志——《民主》，燕京大学的爱国教授也参与其工作。斯诺利用杂志发表有关苏区的报道文章。在创刊第一期的封面上，斯诺特意刊登了周恩来身着军装、跨着骏马的照片。杂志还经常刊登反法西斯的文章。办到第六期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京城，《民主》杂志已在印刷厂印好，还没来得及发行就被日本法西斯没收了。

　3. 《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4月，斯诺夫人——海伦决意步丈夫后尘去西北红区，去收集斯诺还未来得及采访的有关资料信息。在地下党员黄敬的护送下，海伦来到西安。可她没有斯诺那么幸运，又一次受阻，她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并被监禁在西京招待所内，24小时受到严密监视。海伦的胆量和机敏过人，性格倔强，有非达目的不可的决心。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女扮男装，跳窗而逃，躲过了监视人员。可当她走到大门口时又遇到巡逻哨兵的盘查，她巧妙地回答：“我要回家。”糊涂的哨兵被蒙住了，把她放出了大门。原打算帮助她的人在大门口拐弯处遇到海伦，他说监禁太严，无法接近。逃离魔掌后的海伦，独自一人直奔苏区，到达延安。此时延安已掌握在红军手中，并成为苏区首府。海伦采访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获得了关于朱德等人的珍贵资料。这是斯诺采访时所缺的。尤其是关于西安事变的材料的收集，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人对时局的正确观点。海伦把这些材料汇集而成《续西行漫记》，成为斯诺《西行漫记》的续篇。海伦离开苏区的归途不比斯诺轻松，她把十几本笔记本缝在两件衬衣之间。为躲过国民党哨卡的检查，在炎热的夏天，她把这件特别的衬衣穿在身上。后来与前来接她的丈夫和朋友一道去了上海。

　正当海伦去陕北时，斯诺的写作已进入后期阶段。7月下旬，中日战争已全面爆发，卢沟桥的硝烟席卷北京之时，斯诺已完成了全部写作计划。一部前所未有的著作就要问世了。他在扉页上写道：“将此书献给尼姆”（尼姆·韦尔斯即海伦·福斯特）。书稿详细记载了斯诺在苏区的见闻，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历程、目标和政策，并加上了自己的注释。

　斯诺为自己的书稿拟出了五六个书名，有《陕北的数月》《红区访问记》《红星在中国》等。为选择适当的名称，他请来几位朋友，让他们当参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红星在中国》这个名称最好。于是，斯诺把书名写上，把书稿寄了出去。斯诺的代理人在把书稿转交给英国伦敦的维多克·戈兰茨出版公司时，由于疏忽，把书名给抄错了一个词，即把《RedStarinChina》写成了《RedStaroverChina》。（中文译为《红星照耀中国》）。这一字之差，意义相差甚远，但却成为一个伟大的错误，令斯诺拍案称好，使读者一目了然。这是再醒目不过的书名了，对该书的主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为此，所有的人都得感谢这位代理人所犯的错误。

　书稿寄出去后，斯诺并没有感到轻松，倒有点担心事态和时局的发展速度太快，会使他的“新闻”过时。所以，他很关心出版公司的出书日期。尤其是他增写的有关西安事变及之后的中国统一战线的内容以及出版公司要求增加关于中日战争的评论，他担心有类似内容的书会在此之前出版。戈兰茨公司以惊人的速度于10月底印行了《红星照耀中国》。当斯诺离开北京来到上海时，立即收到从伦敦航空寄来的样书，斯诺才真正感到心里踏实，露出了成功的喜悦。

　《红星照耀中国》像一道闪电，划破世界大战乌云密布的天空，一声惊雷震天动地，给世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鼓起了反法西斯的勇气，增添了反战的力量。《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之际，正值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猖獗之时。

　日本军国主义已将战火燃遍中国京津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华南和华中地区。中国危机！远东危机！希特勒德国大日耳曼沙文主义已进军非军事区——莱茵河区，巴尔干半岛危机，欧洲火药桶即将爆炸；德、意伙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墨索里尼侵占北非埃塞俄比亚。法西斯军国主义张牙舞爪，英国、法国以和平外交去求得德意战火燃向东欧，美国则实行孤立主义的中立法案。各资本主义列强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极尽迎合讨好之能事，以牺牲别国人民利益换取自身的苟安。不愿做亡国奴、渴望真正和平的民族、国家及其人民，在寻找出路，寻找力量的联合，去抑制法西斯主义的横行。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塔奇曼指出的“它（指《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开天辟地，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刻画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生活。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充分的肯定的报道，极大地鼓舞了30年代那些惧怕法西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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