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四 章　发现新大陆（1 / 2）

第 四 章　发现新大陆

1. 历史的际遇

　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战火连绵，饥馑成灾，饿殍遍野。中国政府“安内”无方，国家四分五裂，虽有中央政府，却不能号令四方；社会没有进步反而倒退；“攘外”无能，丧权失地，日寇得寸进尺，蚕食鲸吞，民族危机。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人能排除内忧外患吗？上海之战，十九路军的英勇奋起，使斯诺兴奋过，“一二·九”运动更使斯诺为之叫好。这些都使斯诺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但谁能领导好？中国最后的希望又在哪里呢？斯诺仍继续寻找着这个答案。他惟一没有见到过的被官方宣布为“赤匪”并要加以剿灭的人们，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会是中国的最后希望吗？

　自从1927年7月国共合作关系破裂以后，几乎没有一个西方记者（除了史沫特莱以外）见到过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人进攻中心城市失败后退向了艰苦的农村，他们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发展力量。但他们一直受到国民党的打击，一而再，再而三的“围剿”。国民党方面宣布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一次又一次地刊登朱德和毛泽东等“匪首”的死讯；却又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再进攻，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全国通缉令，巨额悬赏“匪首”们的首级。

　关于共产党人的报道是一幅混乱的、甚至是荒诞无稽的景象。西方记者们只是依靠间接材料进行报道，多数是错误的，也有少数是真实的，结果却往往是真假难辨。而国民党方面的传播媒介宣传的是耸人听闻的材料：共产共妻、无情无义、凶残暴虐、杀人越货……。斯诺无法印证。他从宋庆龄等人那儿也了解了一些关于共产党的事情，他感到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在活动，“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再是危言耸听者的幻觉”。史沫特莱是较早报道共产党、红军的西方记者，由于她同情和赞成共产主义运动，西方人不太注重她的报道。正是通过史沫特莱的引见，他才结识了宋庆龄，史沫特莱曾掩护过共产党人、红军指挥员。早在上海时，斯诺通过海伦，从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获取了部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报告。但这些各方面的材料都不足以为凭。

　斯诺保持着密苏里人“眼见为实”的特性，他要亲眼去观察。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理逊·史密斯预付稿费750美元，要求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当时，斯诺满以为可以找机会会见一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在一时乐观主义情绪支配下，我接受了这个提议”。当他试探可否对苏区进行访问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访问苏区是不可能的。于是，斯诺只好回信给史密斯，“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我想放弃整个计划，因为看不到有访问共区的可能性；虽然我已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但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1935年，伦敦《每日先驱报》也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题材表示了兴趣，愿意资助斯诺作旅行采访，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此时，红军正在长征途中，行踪不定，更加难以接近，斯诺无法进行采访报道。

　英美等国的新闻出版界其所以关注共产主义运动，关注远东的中国，是因为它们想寻找反法西斯的同盟者，因为此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威胁国际和平，威胁到英美在海外殖民地的利益。正如费正清指出的：西方纳粹主义的德国和东方军国主义的日本日益成为凶悍的而且是危险的敌人，国际社会希望成立反战力量同盟。斯诺后来也一语中的地指出：“当时西方各列强出于自己的私利，希望中国能出现一个奇迹。它们幻想中国产生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运动能够把日本拖进泥淖，使其不能进攻真正的目标——西方的各殖民地国家。”因为在当时，它们看到的中国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是不可能达到它们的目的的，而中共则早在1932年就宣布对日作战了。所以，它们迫切需要了解“红色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经过长征，中央机关所在部队已安全抵达陕北，与刘志丹部会师，巩固发展了陕北根据地，三大主力即将会师。长期的被“围剿”，外界不甚明了这支队伍究竟是干什么的，尤其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共产党需要向全国人民阐明自己的主张；宣传自己关于国家、民族出路的思考与政策、纲领与主张。共产党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达到宣传的目的，让全国民众认识共产党，认识国民党不抵抗的内战政策。在红军出师东征，要求到前线去抗日受阻后，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回师通电后，更觉应借助外界宣传渠道，介绍共产党及其政策和主张。于是设想邀请一两个对中国人民是公正的、友好的，又是正直的、可信赖的外国记者到苏区访问，以便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苏区的真相告诉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很快从进步学生那里传到斯诺耳朵里。斯诺立即被吸引住了。他开始积极行动，要寻找进入陕北苏区的途径。他从1934年起一直在寻找去苏区了解共产党地区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红军已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秘密停火协议，建立了局部统一战线。这样，通往苏区的道路封锁状况有所松动了。斯诺感到“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一个曾在斯诺家中参加筹划“一二·九”运动的戴维（实际上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员柯庆施，建国后任过华东局书记，斯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表示愿意给予帮助。后来柯庆施离开北京去了天津，3月份，他给斯诺写了一封信，说访问可以实现，请斯诺给予答复并做好访问准备。斯诺无法跟行踪不定的柯庆施及时联系，等得十分焦急。5月，斯诺又得到确切消息：张学良和红军之间达成了停火协定，进入陕北红色地区的可能性很大。斯诺急不可耐，没等柯庆施的复信，就南下到上海去找宋庆龄、鲁迅、史沫特莱，希望通过他们的帮助，联系好去陕北访问的办法，他一心要抓住这个机会。

　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在此时，富有戏剧性的是：宋庆龄刚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请她协助选派一名西方记者和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到苏区去。宋庆龄想到了斯诺，正好他自己找上门来了。宋庆龄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选定了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她把信息转告地下党组织，并作了具体安排。

　斯诺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喜不胜喜。他把要去苏区访问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伦敦每日先驱报》。编辑部复信表示热情支持，并同意支付斯诺此行的全部费用；如能成功，将给予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北美报纸联盟”、《纽约太阳报》得知后也表示支持、给予资助。这样，斯诺获得足够的经费去完成此行计划，斯诺对能去苏区访问，并获得多方支持，很是激动。他说：

　“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我不知道现代新闻史上曾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对苏区的访问，成为斯诺走向成功的起点。

　2. 跨越卢比康河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中共地下党华北局负责人K·V（凯·维）先生（刘少奇的代号）授意戴维（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通过北方大学的教授徐冰（共产党员）转交给斯诺。徐教授告诉斯诺：你可以去西安了，在那儿将有人护送你到陕北。斯诺立即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他内紧外松，找来能够找到的各种防疫疫苗（如天花、霍乱、鼠疫、麻疹、伤寒等），打上这些防疫针，以预防传闻中说的糟糕的疾病缠绕，他还准备了一些常用药品、生活用品及采访用品（照相机、小摄影机、胶卷、笔记本），还有一枝用来自卫的勃朗宁手枪。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之际，他给在美国的出版商史密斯和老朋友汉斯写了一封绝密信，告诉他们：“我明天就真正地要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在红区旅行、拍照，写我喜欢写的东西。如果我能突破封锁，到达目的地，这将是一个世界头号新闻。”

　斯诺踏上了访问红区的非凡旅程，他坐上直快列车，先南下郑州，再转车去西安。此时斯诺的心情十分复杂，即兴奋又略带些担忧，此行前途未卜。

　“瞻望前程，我感到异常兴奋。当我坐快车到西安去时，我意识到自己是破釜沉舟了”。后来，他多次称这次旅行是“跨越卢比康河”（在罗马帝国时期的高卢之战中，恺撒与庞培对峙于卢比康河两岸，恺撒以弱对强，率军勇敢地跨越河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西方国家流传下来后，成为成语故事）。

　斯诺在上海寻求宋庆龄的帮助时，对访问红区就心存忧虑。因为曾多次有人想通过西安去红区时受阻，他又能否成功？况且到保安去的这条路既长又是土匪出没的地区；即使到了红区后，一个外国人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是否被当做间谍处置？等等。宋庆龄向他作了说明，旅程中将有周密的安排，会成功的；而且他的访问报道将“对于她所支持的和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虽然宋庆龄消除了斯诺的一些疑虑，但斯诺的担心是有理由的。铁路、公路沿线各站、卡都有军警、特务监视，土匪在这一带又十分猖獗，西北地区疾病、瘟疫流行；通往红区的道路又崎岖漫长，食物粗砺，语言不通。这对于过惯了城市安逸生活的西方人来说无疑是艰苦的，甚至是危险的。

　斯诺坐在车上，心里默默地想：“死亡可能会粗暴地打断我的这一次调查”，“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同车坐在对面的一老者与一年轻人正谈论着一个话题，即共产党是否是土匪。那年轻人说道共产党带领农民造反，打富济贫好，但消灭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财主不太好。那老者则认为相反，最好小声点，不要让别人听见了。两人一直争论着。这使斯诺联想起来了。那个与世隔绝的神秘之地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在那里的被称作为“赤匪”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工作、学习、恋爱、娱乐、穿衣与其他中国人是否不同？被国民党重金悬赏捉拿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又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是怎样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他们为什么能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严厉打击下生存？他们能经得起国民党的进一步“围剿”吗？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原则、政策如何？他们的前途如何？……一系列问题不断闪现在斯诺的脑海。

　斯诺在西安下车后，按预定地点下榻西安的西京招待所。从上海出发的健壮结实、满头粗发、时年26岁的美国年轻医生马海德也来到招待所。在宿舍里，他们说他们是去西北考察的科学家，他们在等待另外的科学考察队员。实际上，他们在等待接头人。

　几天后，一个身体肥胖、口操英语、自称姓王的牧师来到招待所，在服务台查看了旅客登记表，发现斯诺和马海德都已住进招待所，甚为惊喜。于是他立即按商定的暗语去拜访斯诺与马海德。见面第一句话就问道：“请问在北平的M·S认识否？”斯诺和马海德立即回答：“她是我的好朋友。”暗语对上了，双方又出示各自的信物。斯诺拿出印有英语诗句、盖有骑缝章的半张明信片，马海德拿出半张五英镑的钞票，王牧师拿出自己的半张明信片和半张钞票，拼对完全吻合，双方都会心地笑了。这位“王牧师”是中共地下党派来西安协助斯诺、马海德前往苏区的联络员。因为王牧师（实为董健吾）一则与张学良关系特殊，他曾于2月中旬以“国民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身份到过西安，结识了张学良，并借张学良座机飞往延安。所以再由他与张学良联系方便些。二则他懂英语，以牧师身份出现，又便于和外国人接触，可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王牧师”的出现不易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由他充当联络员再也合适不过。

　在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董健吾与苏区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及刘鼎在一起研究行动计划。他们原定陆路和空中通道两个方案，认为坐飞机快捷，可借张学良座机。但经讨论，认为空中通道不妥，易暴露目标，一旦泄密会连累张学良，不如改坐汽车安全。最后决定走陆路，由刘鼎陪同护送出国统区。在这期间，王牧师每天抽时间与斯诺、马海德一起聊天四五个小时，话题涉及个人、社会时局、共产党的一些情况等。谈话很投机，使斯诺在焦急的等待中感到快慰。斯诺写道：“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此后，斯诺与董健吾一直相互惦念着。斯诺一直惦记着“王牧师”，一谈到西安之行，总是会心地微笑。而“王牧师”则盼着重逢，在与其子女的谈话中时常提到斯诺。在斯诺最后一次访问新中国时，他们未能见面，“王牧师”抱憾辞世。

　行动方案决定后，“王牧师”通知斯诺、马海德作好准备，并从张学良处借来一辆挂窗帘的汽车。清晨，他们以游览西安汉代古城“未央宫”遗迹为名，驶出西安城，来到城郊，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邓发、刘鼎会晤。斯诺见到一位身着东北军军服、皮肤黝黑的军官，戴着一副墨镜站在那里。这位军官走过来，劈头盖脑地问斯诺：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邓发。他伸出像铁爪似的双手紧紧握住斯诺的手，使斯诺痛得倒退了一步。斯诺立即想起来了，“这就是共产党的特工头？！”邓发代表党中央对斯诺不辞劳苦和风险前往苏区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表示将给予一切方便和帮助，要什么给什么。斯诺问道：我要你的照片和日记，你会给吗？邓发爽朗地回答：“当然可以。”后来斯诺如愿以偿。

　寒暄过后，邓发给斯诺和马海德发了特别通行证，并安排他们立即换乘一辆东北军的道奇卡车，由刘鼎陪同，向“伟大的‘未知之地’进发”。卡车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奔驰，沿咸（阳）—榆（林）公路那雨后泥泞的路面颠簸而行。斯诺和马海德被藏在军车厢内的被服里，以防被沿途的国民党哨卡、特务发现。车行一小时，穿过渭河谷地；中午时分驶过秦始皇墓地——骊山；入暮打烊，车至洛川，休整一晚。第二天晚上又投宿延安，此时的延安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过了延安，走出东北军防区的最后一个哨所，斯诺和马海德在一段荒无人烟的地段下了车，开始徒步向西跋涉。一路上总算平安地过来了。

　陪着斯诺、马海德行进的只有一个非武装的赶骡人，他是奉命为他们做向导的，他的任务是带他们去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点。他用骡子驮着斯诺和马海德的行李：铺盖、食物、衣箱、医药器械。他们行进在沟壑纵横、渺无人烟的黄土高原上。斯诺记述道：这个黄土高原是由好多个世纪来从中亚随风吹来的尘土落物形成的，暴雨和长时间的干旱交替出现而构成的。他们不能走大道，怕被国民党军队发现，只能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边的小道前进。小溪两边是峭壁，路上很难见到房屋、村庄和行人，只有系在骡子头上的响铃发出清脆的铃声打破空旷的寂静。他们跨过一道道沟涧、山径，紧紧张张地走了近四小时的路程才见到一个小村庄。赶骡人把斯诺他们交给当地的贫农协会，安排他们住在一个庙堂内过夜。

　斯诺和马海德一路上都有点忐忑不安。马海德后来说：“实在有点担心，我第一次感到我们已经将生命交给那素昧平生的人。可能我们最后会被人杀掉去做人肉包子也未可料哩。”斯诺也说：“我不知道这位赶骡子的是红军战士还是国民党士兵，只能听天由命。说不定他会在无人区杀掉我们，拿走我们的财物。”斯诺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位赶骡人很本分，他把他们安排妥当后赶回家，第二天早晨又赶回到庙里，向斯诺他们告辞。斯诺付给赶骡人报酬，心里也踏实了，他们已进入红区了。

　贫协会负责人接待这两个外国人，开始心存疑虑，当了解他们的来历和目的后，热情地款待了他们。贫协会为他们作了重新安排，给他们指派了新的赶骡人做向导，还是步行去红军驻地——安塞。走了一小时后，他们见到了第一个穿制服的红军战士。他头戴红星帽，肩挎毛瑟枪。这位战士见来了两个外国人，便上前盘问，斯诺出示“路条”，得到认可。于是他们又与向导告别。红军战士把他们带到区政府去。走了两个小时，他们来到区政府所在地——白家坪。走近小镇，只见十几位手持长矛、火铳的人正在练习刺杀，方向直指斯诺；斯诺惊慌失色，以为是落入土匪手中。那位领路的红军战士哈哈大笑并告诉了原委，斯诺才回过神来。实际上，在他们走向安塞时，确有一股土匪跟踪。游击队及时赶到，消灭了几个土匪，其他土匪落荒而逃。这样斯诺和马海德才没有落入匪手。

　穿过一条小巷，斯诺见到了十几个身着褪了色的灰、蓝色棉制服的战士，他们围了上来，请斯诺俩进屋喝茶。这“茶”只是无色无味的热开水——名曰“白茶”。真正的茶水在苏区是奢侈品了。忽然一位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须、清瘦而结实，看上去精力充沛的军人来到斯诺面前。他面带笑容，用英语对斯诺说“你找哪一拉？我是这里的负责人”，然后补充说“我是周恩来”。斯诺大吃一惊，原来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军人就是国民党悬赏八万元要捉拿的“赤匪”首领周恩来，他竟然还能用英语交谈。斯诺又惊又喜，语言的障碍不成为问题了，原来在从北京出发时，让海伦请的翻译马汝邻（地下党员）到西安后因故去了四川，只好请海伦再找王汝梅前去会合，还未赶到。

　斯诺应邀来到周恩来的住地。门前只有一个哨兵站岗，周的住室是一个半洞穴式的房屋——窑洞，卧室兼办公室。室内陈设简陋，一个土坑是床铺，两条凳子和两个铁制文件箱，木制的坑上小桌即为写字桌。周恩来用已有些生疏的英语对斯诺说：“我们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位可信赖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因此，我们相信你会如实报道。你见到什么就如实地报道吧，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去了解情况”，“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求访问苏区，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斯诺对周恩来的坦率交代非常满意，但感到“给我这样的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点惊奇和怀疑的”。

　斯诺与周恩来这个共产党副主席长谈了两天，晚上谈到深夜，叶剑英也在场。周恩来给斯诺画了一张共产党人控制地区（苏区）的草图，并叙述了关于结束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军事和政治计划。在草图上，周恩来给斯诺标出了一条采访路线，采访的名单、机关，并代为拟定了为期92天的旅行采访计划。周说：“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但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后来斯诺在苏区呆了四个月。

　斯诺为周恩来的言行举止所感动，使他相信在苏区的采访将是完全自由的。周恩来是斯诺进入苏区遇到的第一个重要领导人，他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几年来宣传的诬蔑共产党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国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跨越卢比康河”的斯诺，获得了冒险胜利的第一个喜悦，真正认识共产党“赤匪”的时刻开始了，更激动人心的故事在等待着他哩。

　3. 赤都——保安见闻

　斯诺一心要去赤都——保安，去会晤“赤匪”首领毛泽东。周恩来向红军总部发出电报，“准备迎接客人。”恰在此时，有一个40人的通讯兵队要护送一批物资去保安，斯诺和马海德被安排随行。一路上，战士们欢快地歌唱，消除了斯诺紧张心情和长时间行走的疲劳，斯诺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战士们哼了起来。经过3天的跋涉，于7月16日下午，他们一行到达苏区的临时首府——保安。“看，前面就是保安。”一位战士高声喊道，斯诺顺着战士指示的方向望去，清楚地看到山下那座规模不大的城镇，在那街道上，人马匆匆往来。一幅鲜红的横幅映入眼帘：“欢迎美国朋友访问苏区！”是用中英文两种文字书写的。逼近城门口，全城人列队手持小彩旗前来迎接。彩旗上写着中英文标语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际主义万岁！”“中国革命万岁！”随即鞭炮声起，乐队奏鸣，锣鼓喧天，唢呐嘹亮悦耳，苏区政府和中共中央所有成员倾巢而出。斯诺和马海德有些受宠若惊。斯诺在日记中写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的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接受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的欢迎，在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内地小城市，军号声冲破宁静的山谷，我难以想像能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

　进入保安城，斯诺遇上了毛泽东。毛泽东给斯诺的第一印象是高大瘦削，有一双大眼睛，目光锐利，嘴唇宽厚，眉毛长得很高，下巴倔强地翘起，还有一颗显著的黑痣。“看上去很像林肯式的人物，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看上去是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说话语调平和，穿着随便，使人感到平易近人。毛泽东与斯诺寒暄一阵后，邀请斯诺去他的窑洞做客，然后去散步了。

　保安城内尘土飞扬，设备很差；许多印刷品是利用国民党散发的传单作印刷纸；食物是小米、卷心菜、南瓜之类，至于猪肉、羊肉和鸡则是少见的奢侈品。斯诺下榻的所谓外交部招待所只是泥砖砌成的四间小屋。

　斯诺在保安城内自由地参观访问，在脑海中勾画出苏区的轮廓：官兵一致，官民一致；军人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共产党的首领可以在住满士兵、农民的街道上和城郊随意漫步，无需警卫人员；人们食宿相同，住窑洞，穿土布，吃小米、面食。即使毛泽东夫妇也只有两间窑洞，惟一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苏区物资匮乏，但精神饱满。他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奇怪的铁一般团结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的力量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的负担和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他又发现，在苏区的每个战士或是农民，都由衷地说“我们的”军队、政府。苏区普遍的民主和自由，丰富与快活的精神生活在偌大的中国是罕见的。人们学文习武，歌舞娱乐，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会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是事实”。通过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里不是匪窝，不是哀鸿遍野，死尸枕藉的萨拉齐：没有国统区的那种“贫困、无知、污秽、残酷、冷漠和混乱”，人民当家做主，不受欺压和蹂躏；不像上海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醉生梦死；也不是广州的贪污中饱私囊；也不是云南匪徒出没，官匪一家，鸦片当食让小孩涂在甘蔗上咀嚼。这里是另一番景象，“鸦片的种植、吸食受到禁止，贩卖儿童和妇女也同样受到禁止”，在这里“男女权利平等已初步实现”，教育是免费而普遍的，“几乎没有看到一点点可以称之为恐怖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人是诚实、正直、无私的人，他们随时准备为证实自己的理想的价值而慷慨赴死，他们珍视这个理想，甚于珍视个人的生存”。

　苏区的一切是那样的不同，那样的新鲜，就连生硬的标语、口号都使斯诺感兴趣，苏区的一切都是新闻。斯诺异常兴奋，他被苏区强烈地吸引住了。他说：“我所能说的是，我同中国红军在一起的四个月，是一段使我感到极度兴奋的经历”。面对苏区的一切，斯诺多想和盘托出，告知世人啊。他的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载着，密密麻麻地写了一本又一本；他的摄影机、照相机不停地转动着，拍下一幅幅生动的历史性画面。他贪婪地记录着苏区的一切。他欣喜若狂。此情此景，丝毫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干旱无垠的沙漠中发现了绿洲；如同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备受凌辱，陷于黑暗统治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了民族的灵魂”；犹如在茫茫大海中迷失航向的轮船找到了灯塔一样。

　斯诺为他的新发现而兴奋不已，他立即给在北京的妻子捎信，要她到苏区来会合，一同考察中国西北的红星。信中提到：“几星期前，我安全抵达这里，开始生物科学的考察。这里生活条件差，食品单调，有臭虫。我搜集到的标本有跳蚤、蚂蚁、蜘蛛、蚊子等。这种经历是有意义的。最使人兴奋的是能和年轻有为的科学家见面交谈。他们正在努力发现一个新的科学世界，他们的努力程度犹如学生们参加一场足球赛那样热心。”海伦心领神会，立即赶往西安，但此时西安的通道被封锁。海伦受阻后只能返回北京，只给斯诺捎去一点食品（茶叶、咖啡、巧克力）和几本书刊。海伦在第二年却成功地冒险进入陕北，弥补了斯诺未采访部分，并有新的发现。

　在苏区，斯诺白天去工厂、学校、农村、军营、剧社参观采访，晚上拜访各级领导人，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在采蜜、酿蜜。黄华从北京赶来了，吴亮平也被指派作现场译员，这更使斯诺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斯诺爱刨根究底，连续发问，耳闻不够还要目睹为实。他研究共产党的政策、群众基础，以及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原则、方针、策略。从机关到乡村，从领袖到一般平民百姓，他逢人便问，斯诺收集到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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