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1 / 1）

　　我还常常考虑一个词，就是惯性，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激昂，悲壮，牺牲，热血，坚决，抗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它怎么可能安静下来，稳定下来，和平下来，建设起来。尤其是毛主席，他要的是轰轰烈烈，再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再如火如荼，高屋建瓴，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再势如破竹，随时都沸腾着热血，随时准备着冲锋、炸药包和手雷，一直到了此后很久很久。

　　还有一个事例，我现在讲起来可能是我的过敏。在一担石沟后期与我们一起劳动的有王浒同志。他说起过，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曾经个别问时任团市委书记的汪家璆：你说为什么不能搞包产到户？汪按照经典理论回答说，那样的话会两极分化，产生资本主义……刘叹道：“你那个马列主义……”共同劳动的几个人一起琢磨，没有人能理解刘仁同志的问话的意思。倒是让人惶惑，那个时候任何平民都知道只要包产到户就能解决粮食问题，可包产到户是大忌大禁，说包产到户无异谋反。后来在新疆，一位平素不甚关心政治的大学毕业生，就半公开地说，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很简单，搞包产到户就是了。大家都笑，都知道他说得对，都知道不行，这里没有任何深奥，只有常识。伟人之所以有失误，往往不是误在高精尖上，而是误在常识上。如果轰轰烈烈搞了半生，最后不得不搞包产到户，从意识形态的亢奋性上来看，该是多么扫兴，多么沮丧啊。

　　解放初期我们学过的《干部必读》中有《整风文献》，其中《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主席提到共产党不能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靠实事求是，靠科学吃饭。又说，讲演做文章发指示，不能靠吓人，要靠真理，靠有用。毛泽东几次提不要装腔作势，藉以吓人，当时看着不知道是指什么，有的老同志说是指王明，我当然还是不甚了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品出点味儿来了，但是仍不敢想，更不敢说。毛泽东喜欢用一个词，齑粉，没有毛泽东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齑字。毛主席常说反动派要化为齑粉，经过1957、1958年，我已经初步尝到了化为准齑粉（即花岗糁子粥）的滋味了，可不能再化一次。

　　……叹曰：历史方一瞬，此生或无缘。人生不再少，化齑情何堪？欲渡冰塞川，欲攀雪封山。烈烈或轰轰，凄凄犹惨惨。寂寂又唧唧，谁人好种田！焦首朝朝暮，煎心日日年。犹有一搏志，放眼望和闐！

三十一、到新疆去(1)

　　如果只求苟活，不化齑粉，也还好办一点，但是我要写作，要发表，这就难了。

　　我是一个刚刚露头就被砸下去的作者，《青春万岁》的出版已经遥遥无期，到1963年为止，我只发表过五个短篇小说和一点点散文之类，又面临着彻底封死的局面。越是要封或变相封杀，我越是急于发表东西，我变得急火攻心，饥不择文。事后想起，这也是一种急躁，一种轻浮，一种失态。这种心态，既无法改变不利的外在处境，也写不成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我反而对于在高校作教学更不安心了。

　　在西山的学习对于我来说最重大的意义不在于认识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本质，而在于从这里出发去了新疆。

　　有一些从各省来的文艺工作的领导参加了西山读书会。他们与我闲聊时便介绍当地风土人情，令我神往。我想来想去，觉得在北京高校干不出什么名堂，尤其是我明白，我们的文学要的是写工厂农村，实际主要是写农村农民，在高校呆下去，就等于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火热的斗争，永远别想再创作了。而写作是多么迷人。记得我1958年下乡前看过一部日本影片《姐妹》，仅仅是那富有生活情趣的对话也叫我沉醉。我只想再接触一下文字工作，我只想再使用一下修辞的技巧，我只想再在文字中说几次“你好”“快乐”“缤纷”和“想你”……此生无憾。我不能就这样在小小的校园里呆下去，我要的是广阔的天地，我相信的是毛泽东所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与一些省区来的领导同志探讨去他们那里工作的可能性。江西，甘肃和新疆都表示欢迎我去。我觉得新疆最有味道，去新疆最浪漫最有魄力。同时，新疆文联的负责人刘萧芜同志恰恰从苏联回来路过北京，我与他见了面，加上参加读书会的新疆作协秘书长、《新疆文学》杂志主编王谷林同志，新疆当时就可以就我的调动总是拍板。于是我决定了去新疆。

　　却又不仅仅是为了写新疆，决定去新疆与写出新疆写好新疆之间应该有不短的距离，何况我的写作还有先验（无待创作与作品检验）的致命伤残。我之所以提出去新疆是由于我对生活的渴望。渴望文学与渴望生活，对于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我渴望大千世界，我渴望男女老幼，我渴望日月星辰，我渴望阴明雨雪，我渴望爱怨情仇，我渴望逆顺通蹇，我渴望喜怒哀乐，我怎么能才二十多岁就把自己囚禁在校园里？我渴望遥远的边陲，相异的民族与文化，即使不写，不让写，不能写，写不出，我也要读读生活、边疆、民族、还有荒凉与奋斗，艰难与快乐共生的大地！这是一本更伟大的书，为了读它，我甘愿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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