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1 / 1）

　　他讲到，有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啦，为什么还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呢？这时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递了一个条子，讲到协奏曲的成功与受群众欢迎的状况，周总理当场读了李的条子，而且说感谢李使他增加了对情况的了解与有关知识。周总理的虚怀若谷感动了我。

　　周总理讲话的核心不是这些具体问题，而是阶级斗争。总理要文艺界做好准备，要在阶级大风大浪中接受考验，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受到教育，增长才干，提高觉悟，克服弱点，等等。

　　总理讲得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乃至忧心忡忡。到底是什么风什么浪呢？他没有具体讲，我甚至于想也许这个问题当时他也弄不清。反正是风浪要来了，非同一般的大风浪要来了，他看出了趋势，他预感到了前面的考验非同小可。他要告诉朋友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准备啊！

　　文艺界人也爱他，据说他早在重庆就与一批左翼文艺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在演出完毕，卸装以后的午夜时分，吃夜宵时会惊喜地发现，周总理与他们在一起，总理为他们的演出成功而干杯，一次喝光一玻璃茶杯茅台酒。而当演员们劝总理早点去休息的时候，总理会略带烦恼地说：“你们怎么不懂，我现在就是休息嘛。”

　　我想起许多这样的征兆。韦君宜说过，她参加一次教育界的会，说到防修防变质的事，大家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现在青年的思想问题有多么严重。

　　从韦君宜的叙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变修了吗？是真的如临大敌了吗？是紧张过度了吗？她似乎也弄不清，她似乎也满为难，满紧张。

　　不要说黄秋耘了，他说到陈翔鹤的《陶渊明挽歌》与《广陵散》找了大麻烦，由于后一篇作品的后记中写到，如果嵇康在今天，也会是一个什么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被康生指责为借古喻今。说是康生还指出，田汉的戏《谢瑶环》中奸臣采用的酷刑中有一种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联系到同一个时期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内中有上官婉儿私通谋反者一节，武后因惜才饶恕了上官，但在上官婉儿额头上刺了一朵梅花，以示片惩戒。黄说这样的细节，他看了觉得极不舒服。黄秋耘说起来，十分保秘，而且叹息不止，还能说什么呢？不久，他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与《鲁亮侪摘印》也都被揪出来批上了。他一直是摇头，叹息，紧张，小心翼翼而又不以为然。

　　更高层也更典型的人物应该是邵荃麟，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译者，这很有象征意义，因为，我相信一大批，一大大批共产党人，是出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悬的正义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瘦得两颊深陷，我见到他老，往往担心他的细瘦的身躯支持不住他的相对巨大的头颅。

　　形势有变，《青春万岁》审了又审，除冯牧外，团中央一位书记也参加了审稿行列，认为小说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是一大缺陷，但谁也不拍板，谁也不负放行或否定的责任。稿子又到了邵荃麟同志那里。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饰他对稿子的欣赏，语言啦，诗情啦，细节啦，王某会写散文啦，他说了一大堆。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为难，沉吟不已。怕的是有人批评：书里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我们国家，出一本长篇小说，也是大事。要不你再摆一摆？要不你找个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来？他这样说。我知道，又没戏了。我知道，他也颇感无奈。

三十、大风大浪的预感(2)

　　高高低低的领导都预感到了大风大浪的逼近，但是没有人说得清风浪的来源与形式，内容与层次，更没有谁知道文艺界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准备。他们谈论的口气像是在谈论一次台风，或是一处峡谷险道，或是一次过关考试，更像是在谈论一次无法预测的地震。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客观的他者，一个身外的伟力，一个无法抗拒的威胁；不由他们做主，不由他们决定，不由他们欢迎或不欢迎，无法避免，无法逃脱，无法对之做出什么评价或者分析。

　　可以对之简单地解读成，主宰这种伟力的是毛主席的性格与决策，但那太廉价。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另外的重要词汇：形势（所谓形势比人强），规律（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所谓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则（所谓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包括理论（科学的，坚定的，高瞻远瞩与战无不胜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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