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1 / 1）

　　我的小组会批修发言受到同组学员赞扬，因为我是钻到这些反面教材作品的创作构思、艺术思维里分析批判的，我断定苏联的这些文艺作品，确实用艺术的语言传播着和平主义、人性论、颓废、消沉，对革命的失望……我确实认为，批修的另一面就是给自己打预防针，就是改造思想，就是弃旧图新，我的发言必须触及灵魂（当时尚无此词通用）。一位外地的老领导鼓励我说，你确有才华，今后只要是方向正确，定能做出巨大的贡献。我很感谢，同时深感方向正确云云，谈何容易。我也奇怪，为什么凡是离文艺界的点距离的，都知道文艺界应该走什么方向，都能敏感到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丝毫不用费力就能知道该如何纠正文艺工作的方向错误。而凡是搞了文艺的人，从事文艺创作的人，都那么糊涂，那么不争气，老是不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老是给领导添忧增乱。或许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来只有从未上过庐山的人才明白得了庐山的方向。可怜的文艺呀，闹得人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东南西北，更分不清左与右了。

　　这个读书会上当然有浓厚的政治空气，大家都讲学习，讲政治，讲斗争，讲思想改造。只有一位地方的歌舞团创作员说了几句笑话，说是他们那里的俏皮话是：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条条在手，何愁不受批评……”

　　众人一笑，没有人认真。

　　也是在这个读书会上，我第一次阅读了作为反面教材印发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不觉得他写得多么深刻，但很真实，其中写到舍不得很快将午餐吃下去，因为一天只有吃饭这一会儿属于自己一节，特别真实。连连的跃进加班中，我有过类似的体验。作品还写到被流放者用“小胡子爸爸”称呼斯大林，则是到了新疆才明白的，维吾尔族有这种称呼，布鲁特大大，撒卡拉阿卡（小胡子爸爸，大胡子大哥）都是很普通的、有时带有反讽意味，有时又是很亲切的说法。

　　全世界的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确实惊心动魄。一边是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一边是毛主席、中国、阿尔巴尼亚、还有一些国家的加括弧、括弧里另加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你能掉以轻心吗？伊姆雷·纳吉原来是匈牙利的领导人之一，他最后被枪决了，与他混到一起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则只是因为他是个书生，勉强保住了性命，何去何从，能大意吗？我当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对于一切教训，王蒙不敢忘记，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

二十九、在八大处反修(3)

　　那时候经常自收音机里听到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从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到九评，当读到苏共言论的引文时，广播员用一种特殊的，不屑的，平板的，反讽的，干脆说是阴阳怪气的调子，一听到这种调子，你不由得产生出你台面上端上了一盘红烧苍蝇的感觉。

　　而集中学习是一项美差，把旅游、疗养、学习、转弯子、改造思想舒舒服服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学习一开头，就注定了是分之百的圆满成功。

三十、大风大浪的预感(1)

　　不久前中国文联开了一次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西山读书会上放了周总理与周扬在此会上的讲话录音。总理讲话中提到，是周扬翻译介绍了《安娜·卡列尼娜》到中国来（文本有一部分是谢素台译的），周扬立即表示这是他的一个失误。总理说，介绍这些名著，要有一个好的序言或后记，引导读者正确理解阅读名著。周扬也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因为遗产中的精华，才被众人接触，而即使是精华中也难免有毒素，如不批判，危害更大。这样的雄辩，确实高明，令人怵惕。

　　那时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动不动搞当头棒喝，击一猛掌，令人时时如大梦初醒，一头雾水，一身冷汗。

　　周扬的讲话中提到了王蒙的名字，他说：“王蒙，搞了个右派喽，现在，帽子去掉了，他还是有才华的，我们对他，要帮助。”

　　黄秋耘早就告诉了我周扬讲到我的话，并说这样讲对我是有好处的。

　　周总理讲话的中心意思是要迎接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他讲到他爱唱“洪湖水，浪打浪”，说有一张照片是他与演员们一起唱这首歌的情景，照片上只有一个习惯于洋嗓子的歌唱家圆张着口，与大家不协调。他讲用交响乐队在台上伴奏，使人听不清唱词，他只好躲到离舞台远远的地方。我想他的意思还是提倡音乐演出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也属于端正文艺工作的方向范畴，但火药味儿不算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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