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1 / 1）

　　他的说法令我产生了更加古怪的念头，不，不是念头，只是一个调侃罢了。我想说的是，如果阅读文学作品有级别限制的话，能不能搞个上限，即办一个只准二十三级以下员工和农民看的刊物？当然，我没有敢多说，我流露了几句，黄秋耘也没有听懂。

　　黄秋耘早年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喜爱文学，喜爱罗曼罗兰，尊崇人道主义。五十年代中期，他写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刺在哪里》为一些人和事不平，后来又写了《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为一篇揭露阴暗的作品张扬。六十年代，我得到了他老的极大的关心友谊，我永远忘不了他住的那套房子，他始终忧心忡忡，无可奈何，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却无法帮我发表什么新作。

　　从此，昙花一现地发表了一点小文字的摘帽右派们再次销声匿迹。我的姐姐告诉我，上面已经传达，摘帽右派，就是右派，仍按右派掌握。姐姐唯恐我再找不素净，每次见面，不忘猛浇冷水降温。形势一变，文艺十条八条之类，偃旗息鼓，就跟没有发生过那回事一样。我的所有稿件都被退回。《青春万岁》再次搁浅。黄秋耘不断地给我出主意，一会儿说辽宁的《鸭绿江》开明一点，一会儿说天津的《新港》可能方便一些。但是我的稿子寄去，都没有戏。

　　这里有趣的是并没有文件或口头传达说什么什么人从此不要再出现了。一切决定于精神与气候，精神一变，气候一变，一切自然改变，谁都不愿意往枪口上撞，当然。同时谁也不会正式告诉你根据什么你就歇着吧，你就名存实亡吧……没有通知，没有禁令，胜似通知，胜似禁令。你已经无法可想。邵燕祥刚刚在上海发表了一篇《小闹闹》，写一个襁褓婴儿，也受到德高望重的老评论家唐弢的猛烈抨击。

　　甚至连说过《青春万岁》的好话的好人冯牧，当形势一变，别人问到他对王某长篇的看法时，据说他甚为尴尬。

二十九、在八大处反修(1)

　　西山八大处是我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它比香山更自然也更佛教。山势舒展，山路纯朴，山林大体自然。长绿树与落叶树，乔木与灌木，花和草都很繁盛，远望一片苍翠。八处景点是八处佛寺。一处长安寺与八处证果寺（秘魔崖）偏于南北两隅，二处到七处连成一片。上到七处宝珠洞可以鸟瞰北京城。那里的地势有一段平缓的道路与辉煌的牌坊，令我想到唐僧取经，所谓西天，当是类似西山八大处中的六处香界寺与七处宝珠洞这样的地方吧。

　　八处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有一作协的创作别墅。文代会上我听浩然说到他在八处写长篇，应该就是《艳阳天》吧。能把宣传功能鲜明的小说写出那么多生活气息，算是难为了浩然了。另外我在郭小川的一首诗里看到他有在那一类别墅呆过的迹象，他的诗描写呆在山上渴望快快下山投入火热的生活的急迫心情。

　　而长安寺一直是中宣部的一个培训中心，组织干部学习的地方，至今。

　　1962年秋，我得到邀请，中国文联将在长安寺举办为期两周的读书会，内容主要是反（苏）修。

　　从1959年下半年以来，中苏关系已经成了仅次于粮食问题的人们关心的话题。我的心情一言难尽。

　　有什么办法，我是在天真的童年、少年时代毫无保留地，以全部心灵接受了苏联的影响尤其是苏联文艺的影响的。保尔·柯察金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道路选择。《喀秋莎》是我第一个学会的苏联歌曲，我的政治意识，青春觉醒，阳光感受，献身愿望都来自这首像“明媚的春光”（出自《喀》的歌词）一样的歌。无论如何，苏联的小说，苏联的诗，苏联的音乐，苏联的歌曲都令我醉迷。由苏联而俄罗斯而乌克兰而格鲁吉亚。由文学与音乐而电影而绘画而芭蕾舞民间舞红军舞蹈而俄语的卷舌音，我都痴迷。我也没有忘记斯大林。我会唱许多歌颂斯大林的歌：“阳光普照美丽的祖国原野……”“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鹰在歌唱……”“我们辽阔的祖国日新月异……”1949年刚刚解放，12月份就到处为斯大林贺寿，毛主席其时正在苏联，参加了贺寿大会，还给斯带去了寿礼，包括山东出品的萝卜青菜和河北鸭梨。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全国哭成一团。

　　我曾经为中苏友好的词语而感动，首长致词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话：“中苏友好是万古长青的事业。”万古长青，只这四个字也让我心满意足，阳光灿烂。

　　斯大林去世后我渐渐感到了中苏关系中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我的一个心情十分费解，我觉得一个有着费奥多洛娃五姐妹的重唱《田野静悄悄》，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的合唱《有谁知道他呢》，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有那么多伟大作家的民族是不可以敌视，不可以战胜的。我可能永远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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