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她们（1 / 2）

第十章 她们

1

《我在说谎》

他没关房门，转回身在电脑上为这篇小说写下一个标题。

如果他在说谎，那么“我在说谎”就是一个谎，因此他说的是实话；但如果这是实话，他又在说谎。这就是悖论，是逻辑的悖论。矛盾不可避免，并且还无限循环。比如“右面这句话是对的。左面这句话是错的。”比如“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比如“克里特人伊壁孟德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撒谎者。”比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 又比如概率的悖论、数的悖论、几何的悖论、统计学上的悖论以及时间的悖论。

他沉吟着。悖论无处不在，也不可解。这不怨他。天才的爱因斯坦说过一句有趣的话——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无法在我们制造出这些问题的思考层次上解决。

或许只能在这些犬牙交错互相勾连的悖论中试图去寻找一滴蜜糖。

这滴蜜糖会是什么呢？他苦苦思索。他微笑起来。他迅速在键盘上敲击起来。

也许她们——这种悖论的总的集合——便是自己这三十二年生命中的蜜糖——至少这是一种让他不会主动跑去精神病院或者抹脖子上吊的想法——不管她们中的谁是圣女谁是女巫谁与他的关系密切谁仅仅是耳闻又或者目睹里的人物——这些都不重要——此刻把她们按出现的时间顺序加予排列且每年只挑一个——就很有意思。

2

1974年，他一岁。

院子里涂玲玉的父母双双悬梁自尽。

涂玲玉那年九岁，是一个漂亮干净聪明伶俐的孩子，考试成绩总是全年级第一，一向颇受老师与同学们喜爱。也是学校里的班长。“一二米三，三什么三？三面红旗，打到台湾。”涂玲玉是所有女生里最会跳橡皮筋的。

但有一天，一个能背诵毛主席全部诗词且能把“老三篇”倒着念的女孩跟着调至县城做革委会主任的父亲插班到了涂玲玉所在的班级，并在一个星期后抢走了她的班长宝座与她许多的朋友。涂玲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很伤心，很难过，很懊恼，很愤怒，很想干出让那些有眼无珠的老师们刮目相看的大事。过了一些日子，县里出现一起“反标”案。人心惶惶。应该是这事启发了她。于是，过了一些天，自以为聪明的涂玲玉就在厕所的泥砖下发现了几张“反动标语”。她甚至还没来得及揩尽屁股上的屎，就急冲冲地跑去报告老师。尽管她已经很小心了，那些“反动标语”也是她用报纸上的大号黑体字剪下粘贴而成的，但涂玲玉最要好的朋友揭发了她。涂玲玉向勃然大怒的老师承认错误，以为这只是一件可以拿橡皮擦去的错误。她被拽出教室，被开除。没多久，她父母因受此事牵连被调查故而自杀。

大人们都说，她父母上辈子欠了她的，所以这辈子她来讨债。大人们不断地用这个故事教训着自己的孩子，嘴里骂道，你若也是一个讨债鬼，我这就一棍子打死你。

3

1975年，他二岁。

端午节的那天早晨，院子里的赵阿爷坐在门口板凳上裹粽子。赵阿婆出门上街买肉。赵阿爷对妻子说，“我走了”——这句话本来应该是赵阿婆说的。赵阿婆走后约个把时辰，赵阿爷突然若有所思地停下手，独自回到堂屋里躺下，并换上一身干净的衣裳还有鞋。等到赵阿婆回来，赵阿爷已经过世了。他们的俩个孩子慌乱从单位上回来，哭得死去活来。到了下午三四点钟，赵阿婆说去厨房烧水，大家也没留意。等到大家想找赵阿婆，才发现赵阿婆竟然坐在椅子上也过世了。赵阿婆的样子就像是在打盹。奇怪得很，赵阿婆那时并没有什么病，怎么说走就走了？

大家说，赵阿婆与赵阿爷生来就是做夫妻的，谁也离不开谁，所以就算要走，也会一起走。又有知情人说，赵阿婆祖上很有钱，算得上本地的名门闺秀，赵阿爷是在她家打长工的穷鬼。他们不知怎的就好上了。当然，不是书生爬后花园的那种才子佳人的好，只是各自心里都有了对方吧。后来打仗乱起来，两人失散了，也奇怪，两人好像都清楚今生定要相遇，女未嫁，男未娶。最后当赵阿婆都成了将近三十岁的老姑娘，他们又再相逢。他们俩是真的好，一辈子没红过脸，没吵过架。赵阿婆每餐做好的饭总先盛给赵阿爷。但有次赵阿婆病了，赵阿爷在病床边一直守候，结果赵阿婆病好出院时反而胖了不少，赵阿爷却足足瘦了十多斤。

五百年才修得同舟共渡。这样的两个人要修多少年啊？人们感叹着，渐渐散去。

4

1976年，他三岁。

院子里最漂亮比蝴蝶还要好看的的媛媛姐嫁给一个姓罗的瘸子。罗瘸子是县计委的副主任，比媛媛大二十岁。罗瘸子的儿子与媛媛姐一样大。媛媛姐出嫁时没掉一滴眼泪。媛媛妈在家里哭了三天三夜。不过，从那以后，媛媛家里经常有好吃的，甚至还有大白兔奶糖。

很多年以后，媛媛姐与罗瘸子的儿子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5

1977年，他四岁。

院子里的悦悦姨结婚了。悦悦姨的丈夫是北方人，被分配至悦悦姨所在乡镇附近的一家地质队。他们相爱了。当然，这是很秘密的私下来往。明目张胆地未经过组织同意与大人点头就谈起恋爱，这在那时几乎等同于流氓行为。

也许是因为荷尔蒙的错，他们过于急着与对方分享生命的奥秘，很不幸，悦悦姨体内有了一粒稀里糊涂的种子。这显然是一件巨大的罪恶。而且麻烦的是，一直到怀孕五个月，悦悦姨才意识到出了问题。去医院堕胎，就那个年代而言是不现实的。悦悦姨想尽各种法子，比如勒紧腹带，整天蹦跳蹲卧，肚子里的孩子就赖着不出来。而这时，悦悦姨的丈夫已被单位上派去遥远的北方做堪探工作，起码得半年后才能回来。这时，悦悦姨的同事发现异常，向公社革委会主任汇报。主任要求悦悦姨说出男人的名字。悦悦姨拒绝了。神思恍惚的悦悦姨走在路上，一辆车辗断了她的双腿，也带走了肚子里的孩子。悦悦姨的父母守在病床边涕泪交加。悦悦姨还是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悦悦姨也没有写信把事情告诉他。

几个月后，悦悦姨的丈夫回来了。悦悦姨已是一个残疾人。悦悦姨的丈夫问到底发生什么了？她伤心的父母嚎啕出声，就抓住他打。悦悦姨从床上滚下来，嘶喊着，叫父母放他走。她父亲愣愣地松开手，从墙壁角摸出一瓶质劣酒，蹲下，一仰脖子，咕嘟咕嘟灌下大半瓶，咳嗽几声，又抹下嘴，愣愣地盯着墙壁上黑一块灰一块的污渍，眼睛渐渐通红，突然就拿脑袋往墙壁上砰砰地撞。

悦悦姨的丈夫抱住她父亲，也搂紧她痴痴呆呆的母亲。

这年国庆，他们结婚了。除了一张床、一床被褥，悦悦姨的丈夫与悦悦姨有的只是窗户玻璃上贴着的那几个大红喜字。但奇怪的是，大家都奔走相告说，悦悦姨好福气。

悦悦姨与她丈夫生的三个孩子个个都有出息。老三现在加拿大念经济学博士。

6

1978年，他五岁。

他记得自己曾爬上一棵很大的梨树，并坐在枝桠间吃了一整天，吃得舌头都大了。他还记得梨园门口有一位脸皱得像枚枣枚的老人天天都蜷缩在一把破破烂烂的藤椅里，视线却是鹰隼般的。以他那时的智慧而言，躲过老大爷视线的机率等同零。那么，在这中间出现了什么？

按说在这种时候，一定会冒出一个小丫头片子。小丫头有圆圆的脸，甜甜的眼，也一定是老人的孙女或外孙女什么的，对老人的生活作息习惯了如指掌。而且，小丫头还一定会问他叫什么名字，很主动地把嫩嫩的小手放入他手心，牵领他，成功地突破封锁线。他开始爬树。她为他加油，捏拳头、瞪眼睛、无声地呐喊。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可糟糕的是，他现在却竟然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记忆里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他仿佛是一走到梨园门口就飞上了树梢。她上哪去了？

他想，他最早的初恋或许就这样被自己遗忘了。这真让人痛心疾首。

7

1979年，他六岁。

他喜欢上幼儿园里第一个烫鸡窝头的阿姨。他有一次爬上幼儿园围墙上时，阿姨急哭了。他为阿姨掉眼泪时候的样子着了迷。为此，千方百计地惹阿姨着急生气。一开始，阿姨会哭，慢慢，不哭了，还打他，用力地打。他对此为常生气，就抓来了一只癞蛤蟆放在阿姨的口袋里。

阿姨嫁了一个退伍回来的司机兵。后来，阿姨与丈夫双双从单位上辞职，跑起运输，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他们。再后来，阿姨与丈夫就在法院门口把汽油互相往身上浇，然后紧紧抱在一起，自焚了，烧成一块焦黑辨不出人形的炭。阿姨的儿子叫憨蛋，被送入孤儿院，后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8

1980年，他七岁。到处都在玩一种飞盘游戏。所有的孩子与大部分的大人都在谈论神奇的佐罗。不过，就在那年，幼儿园里新来的那个常把他搂在怀里说他是小坏蛋美丽的小阿姨被人强奸了，变疯了，整天在大街上与一大群苍蝇跳舞，身上满是粪便与被石头砸成青紫色的淤伤，饿了就去捡地上的垃圾吃。强奸犯一直没有抓到。

9

1981年，他八岁。

越珏随着父母搬到院子里来住，并且与他上一个小学，同在一个班，同一张桌子。

这年，他学会唱“小螺号，滴滴吹”，但还没学会吹口哨。

这年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少林寺》的上演。影剧院的售票点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是水泄不通。其中一个卖票的高个青年叫张勇，几年后被枪毙了，法院的布告栏上说是猥亵妇女犯下流氓罪。据说，因为张勇可以弄到不花钱的电影票，所以睡遍了当时县城里颇有点姿色的女人，其中包括公安局长的女儿，这就引起了公愤。他见过这位公安局长的女儿，在影剧院门口，衣服是灰色的，裤子是蓝色的，披肩直发是漆黑的，皮肤是雪白的，神情却焦灼，东张西望着。

公安局长的女儿嫁过很多次，有人开玩笑说，她嫁过的男人比她的头发还要多。

不过，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女人的美丽却不会被时间抹掉，前些年，他还见到过她一次，四十多年的人竟然还是仪态万千。

10

1982年，他九岁。他与李卫国成了朋友。

那年，街头出现一群群臀部包裹着紧窄的喇叭裤手提盒式录音机的长发男青年。他们中舞跳得最好样子最英俊的就是在院子里住的刘哥。刘哥能头顶着地倒立起来双手双脚转得像一只飞快的陀螺。不过他并不喜欢刘哥，刘哥老爱拍他的头。刘哥他们经常蹲在县影剧院的台阶上抽烟，抽大前门，偶尔还抽那种香气特别浓郁的凤凰，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弄来的钱。

刘哥的妹妹叫小兰，在印刷厂糊纸盒，长得端庄秀气。刘哥的几个朋友为小兰在影剧院的台阶上打起架，打得头破血流，还动了刀子。动刀子的外号叫坑头，就被送去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小兰与父母大吵一架，嫁给了坑头。小兰是一个人走进坑头家的。大家都说她不要脸。刘哥扑进坑头家拽住坑头暴打。坑头不还手，任刘哥打。小兰摸出一把剪刀顶住自己的喉咙，叫刘哥住手，不然就戳死自个。刘哥扇了小兰一个耳光就走了。这件事轰动一时，小兰走在路上都有人指指点点，说这就是那个发了神经要嫁劳改犯的女人。

后来，小兰与坑头做起木头生意，没几年，盖了一幢三层楼的私宅，这在当时算得上是绝无仅有。有了钱的坑头开始与许多女人鬼混，还赌博，最后输红眼，竟然把小兰押上去了，结果又输了。坑头从此不知所踪。小兰带着孩子与那个在赌场赢了坑头绰号麻子的男人生活在一起。麻子对小兰与坑头生的孩子非常好。麻子的左手只有大拇指头。麻子与小兰在一起后偷偷下过四次赌场，每去一次就剁掉自己的一根手指头。但大拇指头终究是保留下来了。可惜麻子的命也不好，跟着小兰去收购木头，码成垛的原木倒下来，麻子抢在那一瞬间拦在小兰前边，小兰没事，麻子被挤出内脏了。

老人说，小兰是克夫命。小兰没再嫁人，也没再做木头生意，就用那三层楼改建了一间餐馆，生意仍然做得红红火火。后来刘哥就一直在小兰店里做大厨。

很多年以后，他去吃过刘哥炒的菜，比他吃过的五星级酒店里的厨师手艺还要棒。不过，刘哥的样子再也不复有当年的风流倜傥。

11

1983年，他十岁。可卿随着父母搬进院子。

院子里在菜市场东口摆修鞋摊的肖婶失踪十余年的丈夫也突然回来了。那天中午，他与越珏正仰着头用竹竿粘树上的知了——这是一种让童年盎然有趣的昆虫，不仅可以拿缝衣服的线绑住脑袋让它们跌跌撞撞满屋子乱飞，更可以用泥巴裹起它们扔火里煨，再撕去翅翼塞入嘴里，一嚼，就别提有多香了。他正抓得兴致勃勃，就听见院子东边传来一声尖嚎。越珏扔下他，飞快地跑，并且一脚踢翻放在地上用来装知了的玻璃罐头。辛辛苦苦抓住的知了立刻飞去了大半。

他心疼坏了，去追越珏，追到肖婶门口，就见肖婶瘫在地上眼泪鼻涕眼泪一大把，边哭边骂菩萨打的。肖婶念高中的儿子与念初中的女儿想把母亲搀起来，但肖婶的身子软软的。一个胡子拉荏头发花白手提一个上海产的皮革包的老男人默默地站在肖婶面前，也不说话，像是一块石头。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肖婶就有了力气，疯了一样扑在那老男人身上又撕又打又咬又推还叫那老男人滚。他与越珏面面相觑。他从来没见过肖婶这样子。肖婶见谁都是和和气气，虽说话少，也难得见到脸上出现笑容，但不管谁家里有些红白喜事，一叫，准到，手脚麻利。所以院子里住的街坊都喜欢肖婶。这时，门口已经围上一大堆人，多半是从午睡中惊醒，揉着发红的眼睛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肖婶的儿子那也是愣头青，见母亲这般，抄起晾衣服的木叉就叉在老男人身上。老男人没动，肖婶回转身照儿子脸上就一记耳光。就有人喊出声，这不是肖婶的爱人吗？

大家都静了下来。肖婶的女儿可能也认出父亲，张开嘴想喊，眼泪掉下来，飞跑到门口碰一声关上房门。屋内传来来一阵阵压住嗓门的抽泣声。他摸摸后脑勺，他看越珏，越珏也挠挠头。他们就各自回了家。这天晚上就听大人议论说肖婶不容易，一个人拉扯大两个孩子，说肖婶的丈夫——老李不是好男人，日子再怎么难也不能把妻子儿女扔下不管独自去跑江湖。

又有人说，老李若不跑，早被打死了。

他不是很明白，但老李就在肖婶家住下来了，而且几天后，老李开始跟着肖婶去菜市场东口摆摊修鞋，每天拖着一个板车早出晚归。老李在前头拖，肖婶碎步跟在后面。又过了一段日子，就老李一个人去摆摊修鞋，肖婶在影剧院门口卖起了甘蔗与葵花籽。

有趣的是，从那以后，肖婶的嗓门就一天比一天高，而老李整天不吭声，像锯嘴葫芦。后来，有一年，肖婶病了，老李拉着板车把肖婶拖到医院，等到肖婶病好后，又再拖回来。肖婶坐在板车上吃着苹果满脸都是笑意，不停地与街上遇到的熟人打招呼，还喊住他，塞来一只又大又圆的苹果。苹果可好吃了，沙沙的甜。

肖婶的儿子现在是镇长。肖婶已经不再去卖甘蔗了。老李还在菜市场上摆鞋摊。大家都说老李的手艺好，修的鞋最耐穿。

12

1984年，他十一岁。街上突然到处是录相厅还有穿红裙子的少女。

那年，他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农村女人。女人因为整天挨丈夫打，跑到县妇联请求离婚，被追来的丈夫摁着打。男人边打还边狂叫——盘古开天地，就没有婆娘不挨打。打，那是天经地义，谁敢管闲事，就灭了谁全家。

妇联的同志通知了派出所。民警铐起那男人。那女人吃了惊，问妇联的同志，民警这是要把她老公往哪里送？妇联的同志说，她丈夫这是虐待，要送去坐牢。女人便开始狂叫，与民警撕打，要他们放了自己的丈夫。哭笑不得的民警甩开她，把她丈夫塞入警车，回派出所了。

没多久，女人在路人的指点下披头散发赶到派出所。门卫不让进。女人在派出所大门口跪下来磕头，求民警不要把她老公送去坐牢。女人磕得头破血流，因为又悔又急再加上头顶那么毒辣的太阳，竟然晕了过去，这把民警们吓坏了，赶紧送医院，还好，是中暑。民警放了她丈夫。她丈夫赶到医院对着躺在病床上的女人劈手又一记巴掌，说是看病得费多少钱？打完扬长而去。

女人慌了神，拔掉输液管，就去追。护士说，你得休息一会儿才可以走。女人不听——可能是担心护士问她要医药费，一边说没病一边慌慌张张跑出医院，眼看要追上那男人，嘴里喊着，脚被地面上的一道石坎一绊，人摔下去，头撞在马路边上的电线杆上，就死掉了。

13

1985年，他十二岁。随着周润发主演的《上海滩》开播，满大街都是“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的声音，还好，还没见多少人头戴礼帽、西装革履——顶多也就是脖子上缠一条白围巾。这可能是因为那种礼帽与西装的代价实在不菲又或者是没地方买。但几乎一夜之间，白色的海马毛就在市面上不见了，年轻的女人疯狂地买下了它们，并用钩针与耐心织成一条条尺许宽丈许长的围巾，送给自己喜欢的男人。

学校里一位叫史怡芬的女老师也为处了几年在县政府上班的对象织了一条。不过，还没等她把织好的围巾送过去，她的对象就娶了县农业局长的女儿。这对史老师来说应该是一个晴天霹雳，过了几天，她就把自己悬挂在学校教室后面那株巨大的梧桐树上。

史老师的对象现在也是县农业局的局长，不过，已经离过二次婚。

这年，可卿去上海了。院子里的女孩似乎一个个就被白云苍狗驮上了天空。

14

1986年，他十三岁，读初一。

他第一次听说了这世上有种叫“朦胧诗”的东西。就是把句子长长短短地加以排列，比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那时，班上有个漂亮女生叫艾光明，就有一些男生时不时把作业本卷成圈做成世界上最简易的望远镜一边朝艾光明的座位方向移动，一边摇头晃脑高声朗诵，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啊。

他也写了平生第一首情诗，想塞给同桌的越珏，终究是没有鼓起勇气——尽管那时候大家都爱递纸条儿。他写完后就撕掉了，他已经忘掉自己写了什么。

那年最有趣的事应该算是教数学的郝老师嫁女儿的事。郝老师的女儿叫郝志梅，是邮局职工，手捧一个金饭碗，却爱上水产场的李建国——水产场那是穷单位，一年到头，也就能分几条鱼——天晓得这两位是如何认识并相爱的。

郝老师的老婆也在邮局上班，就旗帜鲜明地表明郝志梅若要嫁，马上断绝母女关系。郝老师也懊恼，眉头紧锁，偶尔有人听见他在月下独自长叹，女大不中留。郝志梅吃了称砣铁了心，下了班骑着自行车狂飙数十里直扑位于县城城郊的水产场。郝老师的老婆当即骑车在后追赶。母女俩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行车越野竞赛。十几里的山路眨眼就到。郝志梅咣当扔下自行车踹开李建国住的单身宿舍的门，拉起他就往外奔，奔到后山悬崖，等母亲赶来，就喊，妈，你不同意，我们俩就从这跳下去。郝老师的老婆腿都软掉了。悬崖下卧着一个黑水潭。这可不是说硬话的时候。当即瘫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

郝志梅就这样定下出嫁的日子。当然，李建国也答应下准岳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电视机要彩电化，洗衣机要滚筒化，收录机要立体声，电冰箱要双开门。李建国显然拿不出这笔钱。于是，郝志梅就帮他拿定主意，问朋友东拼西凑借来这“四个现代化”的家电与纸包装盒，迎亲那天，来了一招瞒天过海。居然还真对付过去了。等到事情败露，郝老师的老婆杀上门，也不进新房门，一屁股坐在门坎上，开始悲号。郝志梅就与母亲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赛。比如，郝老师的老婆说，你们怎么可以合起伙来骗我这样一个老太婆？郝志梅就笑盈盈地说，妈，你一点也不老，若在街头贴一张征婚启事，排队的人怕是有十里长。我们这样做也是让你脸上光采嘛。

辩论的结果自然是以郝老师的老婆全面溃退为终。

一穷二白的李建国咋就把一个按条件起码可以嫁得局长儿子且貌美如花的大姑娘弄得死心踏地？而且据人透露，李建国拿给岳母的彩礼钱还是郝志梅用借来的钱与私房钱凑起来的。就有同学说，你知道不？李建国是诗人呢。李建国就是去邮局投稿寄信才认识了郝志梅。

这一下所有的人都竖然起敬。

郝志梅与李建国现在还生活在一起。过得好与坏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不过，因为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多年以后，他有幸运在本地的废品收购站看见一堆署名为李建国并满是鱼腥味的手稿。他耐心地看完几篇。他想，诗人真是一种牛逼哄哄的生物。当然，他并不敢肯定这个手稿作者就是当年郝志梅拼死要嫁的李建国。

15

1987年，他十四岁。

那年他终于学会了唱崔健的“一无所有”。那年到处都有人唱“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光温暖了我……”

那年他听人说，县城里有两对恋爱的男女跑去大山里玩，遇上一条非常大的蟒蛇，吓坏了，就想跑，偏偏其中一个男人的脚一时慌乱卡入石头里，眼看张着血盆大口的蛇越游越近，男人拉出了屎尿。那个本来可以与另外一对情侣逃走的女人突然放弃了这个机会，回转身，从地上捡起石头去砸蟒蛇。被激怒的蛇从男人身边游开，缠住那个恋爱中的女人，把女人慢慢挤扁再一点点吞下肚，然后心满意足地游走了。这条蛇后来被打死了。但没人敢吃它的肉。好像是被蛇贩子买走了。

16

1988年，他十五岁。越珏死了。

那年冬天他还听说一个高二的女生失足掉到河里了。河里结着冰。当时围观的人很多，可跳下去救人的只有一个小流氓。后来，女生就与那小流氓相好，成了女流氓。

17

1989年，他十六岁，读高一。

那年，县城里出了一件事。县城汽车队里有一个女孩，十四岁，是从贵州省一个很偏远的山沟回到父母身边的。父母忙，少有时间照顾她，回家也常因琐事吵架，而县城里同龄的孩子还不愿意接受她。女孩就常独自躲在屋子里看那些在窗户格子里跳着的光线，很想念小时候的村庄，还有村庄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的爷爷。女孩打算离家出走，偷了家里几块钱，到车站买好票，躺在候车室长条躺椅上等车时却睡着了，一直睡到半夜，一个中年男人推醒女孩，男人是在车站里打扫卫生的，是鳏夫。

男人与女孩聊起来。最后，男人问女孩家住在哪？女孩说了。男人送女孩回家。心急如焚的女孩父母对男人表示了千万分感谢。后来，女孩放了学也不回家就天天去找男人。男人怎么劝都没有。而不管女孩的父母怎么骂怎么打，女孩还是去，甚至逃学去，有时去了，也不招呼男人，只躲在一边看男人哗哗地扫地。女孩母亲生了气，跑去车站破口大骂，言词很有点不堪，还当着车站那么多人的面动手打了男人几个耳光。男人吃老鼠药死掉了。

过了些日子，女孩就往她妈妈做的稀粥里拌入老鼠药毒死了全家人。

18

1990年，他十七岁。

班上一名叫高婵的女生突然给父母留下一张纸条，说是要去北京找汪国真，就离家出走了。高婵的母亲当即坐车赶到省城，再搭乘飞机到北京，在北京火车站出口处守了三天三夜不敢合眼，没守到人，就去找出版《年轻的潮》诗集的北京学苑出版社，抹着眼泪把事情一说，编辑把汪国真的联系方式告诉了她，打电话过去一问，并没有一个叫高婵的外地女生来找。高母在北京又逗留了半个月，还印了名片大小的寻人启事在火车站与汽车站附近四处张贴。

三个月后，高婵回来了，人瘦脱形，样子不比一个乞丐好多少，身上到处是淤伤。渐渐有传言说高婵在火车上被人贩子拐卖了，还好机灵自己跑回家。高婵在家里休学了半年，翌年填写高考志愿时，填的全是北京的大学，考了几年没考取，就去北京打工了。

很多年后的一天晚上，他在北京海淀区某住宅小区门口又看见高婵。高婵已经不再是他记忆里那个单薄瘦小腼腆害羞的女孩。她在与男人吵架，并猛地拽住那男人的衣领。高婵的普通话带着老家的口音。高婵似乎在说那男人嫖了不付钱？四周围上一圈看热闹的人。就有人说，如今的婊子也真猖狂。高婵丝毫未加理会，只死揪着那男人不放。那男人的脸猪肝一样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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